这是欲望之外的天籁之声，用清纯流淌欢乐
【演讲】鲁迅先生的讲演
上一篇 / 下一篇 2008-09-06 15:51:52 / 个人分类：聆听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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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G: 鲁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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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haohui252
发布于2007-08-21 12:15: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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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间有一种无赖精神，那要义就是韧性。听说拳匪〔8〕乱后，天津的青皮，就是所谓
无赖者很跋扈，譬如给人搬一件行李，他就要两元，对他说这行李小，他说要两元，对他说
道路近，他说要两元，对他说不要搬了，他说也仍然要两元。青皮固然是不足为法的，而那
韧性却大可以佩服。要求经济权也一样，有人说这事情太陈腐了，就答道要经济权；说是太
卑鄙了，就答道要经济权；说是经济制度就要改变了，用不着再操心，也仍然答道要经济权。
其实，在现在，一个娜拉的出走，或者也许不至于感到困难的，因为这人物很特别，举
动也新鲜，能得到若干人们的同情，帮助着生活。生活在人们的同情之下，已经是不自由了
，然而倘有一百个娜拉出走，便连同情也减少，有一千一万个出走，就得到厌恶了，断不如
自己握着经济权之为可靠。
在经济方面得到自由，就不是傀儡了么？也还是傀儡。无非被人所牵的事可以减少，而
自己能牵的傀儡可以增多罢了。因为在现在的社会里，不但女人常作男人的傀儡，就是男人
和男人，女人和女人，也相互地作傀儡，男人也常作女人的傀儡，这决不是几个女人取得经
济权所能救的。但人不能饿着静候理想世界的到来，至少也得留一点残喘，正如涸辙之鲋〔
9〕，急谋升斗之水一样，就要这较为切近的经济权，一面再想别的法。
如果经济制度竟改革了，那上文当然完全是废话。
然而上文，是又将娜拉当作一个普通的人物而说的，假使她很特别，自己情愿闯出去做
牺牲，那就又另是一回事。我们无权去劝诱人做牺牲，也无权去阻止人做牺牲。况且世上也
尽有乐于牺牲，乐于受苦的人物。欧洲有一个传说，耶稣去钉十字架时，休息在Ahasv
ar〔10〕的檐下，Ahasvar不准他，于是被了咒诅，使他永世不得休息，直到末
日裁判的时候。Ahasvar从此就歇不下，只是走，现在还在走。走是苦的，安息是乐
的，他何以不安息呢？虽说背着咒诅，可是大约总该是觉得走比安息还适意，所以始终狂走
的罢。
只是这牺牲的适意是属于自己的，与志士们之所谓为社会者无涉。群众，——尤其是中
国的，——永远是戏剧的看客。牺牲上场，如果显得慷慨，他们就看了悲壮剧；如果显得觳
觫〔11〕，他们就看了滑稽剧。北京的羊肉铺前常有几个人张着嘴看剥羊，仿佛颇愉快，
人的牺牲能给与他们的益处，也不过如此。而况事后走不几步，他们并这一点愉快也就忘却
了。
对于这样的群众没有法，只好使他们无戏可看倒是疗救，正无需乎震骇一时的牺牲，不
如深沉的韧性的战斗。
可惜中国太难改变了，即使搬动一张桌子，改装一个火炉，几乎也要血；而且即使有了
血，也未必一定能搬动，能改装。不是很大的鞭子打在背上，中国自己是不肯动弹的。我想
这鞭子总要来，好坏是别一问题，然而总要打到的。但是从那里来，怎么地来，我也是不能
确切地知道。
我这讲演也就此完结了。
注释
〔1〕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四年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文艺会刊》第六期。同年
八月一日上海《妇女杂志》第十卷第八号转载时，篇末有该杂志的编者附记：“这篇是鲁迅
先生在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的讲演稿，曾经刊载该校出版《文艺会刊》的第六期。新近因
为我们向先生讨文章，承他把原文重加订正，给本志发表。”
〔2〕 伊孛生 通译易卜生。参看本卷第60页注〔35〕。
〔3〕 人形 日语，即人形的玩具。
〔4〕 李贺（790—816） 字长吉，昌谷（今河南宜阳）人，唐代诗人。一生
官职卑微，郁郁不得志。著有《李长吉歌诗》四卷。关于他“玉楼赴召”的故事，唐代诗人
李商隐《李贺小传》说：“长吉将死时，忽昼见一绯衣人，驾赤虬，持一版，书若太古篆或
霹雳石文者，云：‘当召长吉。’长吉了不能读，[焱欠]下榻叩头言：‘阿弥女老且病，贺
不愿去。’绯衣人笑曰：‘帝成白玉楼，立召君为记，天上差乐不苦也。’长吉独泣，边人
尽见之。少之，长吉气绝。”
〔5〕 阿尔志跋绥夫（1878—1927） 俄国小说家。他的作品主要描写精神
颓废者的生活，有些也反映了沙皇统治的黑暗。十月革命后逃亡国外，死于华沙。下文所述
是他的小说《工人绥惠略夫》中绥惠略夫对亚拉借夫所说的话，见该书第九章。
〔6〕 这是借用关于释迦牟尼的传说。相传佛教始祖释迦牟尼（约前565—前48
6）有感于人生的生老病死等苦恼，在二十九岁时立志出家修行，遍历各地，苦行六年，仍
未能悟道，后坐在菩提树下发誓说：“若不成正觉，虽骨碎肉腐，亦不起此座。”静思七日
，就克服了各种烦恼，顿成“正觉”。
〔7〕 Note－book 英语：笔记簿。
〔8〕 拳匪 一九○○年（庚子）爆发了义和团反对帝国主义的武装斗争，参加这次
斗争的有中国北部的农民、手工业者、水陆运输工人、士兵等广大群众。他们采取了落后迷
信的组织方式和斗争方式，设立拳会，练习拳棒，因而被称为“拳民”，当时统治阶级和帝
国主义者则诬蔑他们为“拳匪”。
〔9〕 “涸辙之鲋” 战国时庄周的一个寓言，见《庄子·外物》：“庄周家贫，故
往贷粟于监河侯。监河侯曰：‘诺，我将得邑金，将贷子三百金，可乎？’庄周忿然作色曰
：‘周昨来，有中道而呼者，周顾视车辙中，有鲋鱼焉。周问之曰：“鲋鱼来，子何为者邪
？”对曰：“我东海之波臣也，君岂有斗升之水而活我哉！”周曰：“诺，我且南游吴越之
王，激西江之水而迎子，可乎？”鲋鱼忿然作色曰：“吾失我常，与我无所处，吾得斗升之
水然活耳，君乃言此，曾不如早索我于枯鱼之肆。”’”
〔10〕 Ahasvar 阿哈斯瓦尔，欧洲传说中的一个补鞋匠，被称为“流浪的
犹太人”。
〔11〕 觳觫，恐惧颤抖的样子。《孟子·梁惠王》：“吾不忍其觳觫”。
[ 本帖最后由 zhaohui252 于 2008-8-11 01:16 编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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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haohui252
发布于2007-08-21 12:25: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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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有天才之前
——一九二四年一月十七日在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校友会讲
我自己觉得我的讲话不能使诸君有益或者有趣，因为我实在不知道什么事，但推托拖延得太长久了，所以终于不能不到这里来说几句。
我看现在许多人对于文艺界的要求的呼声之中，要求天才的产生也可以算是很盛大的了，这显然可以反证两件事：一是中国现在没有一个天才，二是大家对于现在的艺术的厌薄。天才究竟有没有？也许有着罢，然而我们和别人都没有见。倘使据了见闻，就可以说没有；不但天才，还有使天才得以生长的民众。
天才并不是自生自长在深林荒野里的怪物，是由可以使天才生长的民众产生，长育出来的，所以没有这种民众，就没有天才。有一回拿破仑过Alps山②，说，“我比Alps山还要高！”这何等英伟，然而不要忘记他后面跟着许多兵；倘没有兵，那只有被山那面的敌人捉住或者赶回，他的举动，言语，都离了英雄的界线，要归入疯子一类了。所以我想，在要求天才的产生之前，应该先要求可以使天才生长的民众。——譬如想有乔木，想看好花，一定要有好土；没有土，便没有花木了；所以土实在较花木还重要。花木非有土不可，正同拿破仑非有好兵不可一样。
然而现在社会上的论调和趋势，一面固然要求天才，一面却要他灭亡，连预备的土也想扫尽。举出几样来说：
其一就是“整理国故”③。自从新思潮来到中国以后，其实何尝有力，而一群老头子，还有少年，却已丧魂失魄的来讲国故了，他们说，“中国自有许多好东西，都不整理保存，倒去求新，正如放弃祖宗遗产一样不肖。”抬出祖宗来说法，那自然是极威严的，然而我总不信在旧马褂未曾洗净叠好之前，便不能做一件新马褂。就现状而言，做事本来还随各人的自便，老先生要整理国故，当然不妨去埋在南窗下读死书，至于青年，却自有他们的活学问和新艺术，各干各事，也还没有大妨害的，但若拿了这面旗子来号召，那就是要中国永远与世界隔绝了。倘以为大家非此不可，那更是荒谬绝伦！我们和古董商人谈天，他自然总称赞他的古董如何好，然而他决不痛骂画家，农夫，工匠等类，说是忘记了祖宗：他实在比许多国学家聪明得远。
其一是“崇拜创作”④。从表面上看来，似乎这和要求天才的步调很相合，其实不然。那精神中，很含有排斥外来思想，异域情调的分子，所以也就是可以使中国和世界潮流隔绝的。许多人对于托尔斯泰，都介涅夫，陀思妥夫斯奇⑤的名字，已经厌听了，然而他们的著作，有什么译到中国来？眼光囚在一国里，听谈彼得和约翰⑥就生厌，定须张三李四才行，于是创作家出来了，从实说，好的也离不了刺取点外国作品的技术和神情，文笔或者漂亮，思想往往赶不上翻译品，甚者还要加上些传统思想，使他适合于中国人的老脾气，而读者却已为他所牢笼了，于是眼界便渐渐的狭小，几乎要缩进旧圈套里去。作者和读者互相为因果，排斥异流，抬上国粹，那里会有天才产生？即使产生了，也是活不下去的。
这样的风气的民众是灰尘，不是泥土，在他这里长不出好花和乔木来！
还有一样是恶意的批评。大家的要求批评家的出现，也由来已久了，到目下就出了许多批评家。可惜他们之中很有不少是不平家，不像批评家，作品才到面前，便恨恨地磨墨，立刻写出很高明的结论道，“唉，幼稚得很。中国要天才！”到后来，连并非批评家也这样叫喊了，他是听来的。其实即使天才，在生下来的时候的第一声啼哭，也和平常的儿童的一样，决不会就是一首好诗。因为幼稚，当头加以戕贼，也可以萎死的。我亲见几个作者，都被他们骂得寒噤了。那些作者大约自然不是天才，然而我的希望是便是常人也留着。
恶意的批评家在嫩苗的地上驰马，那当然是十分快意的事；然而遭殃的是嫩苗——平常的苗和天才的苗。幼稚对于老成，有如孩子对于老人，决没有什么耻辱；作品也一样，起初幼稚，不算耻辱的。因为倘不遭了戕贼，他就会生长，成熟，老成；独有老衰和腐败，倒是无药可救的事！我以为幼稚的人，或者老大的人，如有幼稚的心，就说幼稚的话，只为自己要说而说，说出之后，至多到印出之后，自己的事就完了，对于无论打着什么旗子的批评，都可以置之下理的！
就是在座的诸君，料来也十之九愿有天才的产生罢，然而情形是这样，不但产生天才难，单是有培养天才的泥土也难。我想，天才大半是天赋的；独有这培养天才的泥土，似乎大家都可以做。做土的功效，比要求天才还切近；否则，纵有成千成百的天才，也因为没有泥土，不能发达，要像一碟子绿豆芽。
做土要扩大了精神，就是收纳新潮，脱离旧套，能够容纳，了解那将来产生的天才；又要不怕做小事业，就是能创作的自然是创作，否则翻译，介绍，欣赏，读，看，消闲都可以。以文艺来消闲，说来似乎有些可笑，但究竟较胜于戕贼他。
泥土和天才比，当然是不足齿数的，然而不是坚苦卓绝者，也怕不容易做；不过事在人为，比空等天赋的天才有把握。这一点，是泥土的伟大的地方，也是反有大希望的地方。而且也有报酬，譬如好花从泥土里出来，看的人固然欣然的赏鉴，泥土也可以欣然的赏鉴，正不必花卉自身，这才心旷神怡的——假如当作泥土也有灵魂的说。
①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四年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校友会刊》第一期。同年十二月二十七日《京报副刊》第二十一号转载时，前面有一段作者的小引：“伏园兄：今天看看正月间在师大附中的演讲，其生命似乎确乎尚在，所以校正寄奉，以备转载。二十二日夜，迅上。”
②Alps山即阿尔卑斯山，欧洲最高大的山脉，位于法意两国之间。拿破仑在一八○○年进兵意大利同奥地利作战时，曾越过此山。
③“整理国故”当时胡适所提倡的一种主张。胡适在一九一九年七月就鼓吹“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同年十二月他又在《新青年》第七卷第一号《“新思潮”的意义》一文中提出“整理国故”的口号。一九二三年在北京大学《国学季刊》的《发刊宣言》中，他更系统地宣传“整理国故”的主张，企图诱使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脱离现实的革命斗争。本文中所批评的，是当时某些附和胡适的人们所发的一些议论。
④“崇拜创作”根据作者后来写的《祝中俄文字之交》（《南腔北调集》），这里所说似因郭沫若的意见而引起的。郭沫若曾在一九二一年二月《民铎》第二卷第五号发表的致李石岑函中说过：“我觉得国内人士只注重媒婆，而不注重处子；只注重翻译，而不注重产生。”他的这些话，是由于看了当年上海《时事新报》副刊《学灯》双十节增刊而发的，在增刊上刊载的第一篇是翻译小说，第二篇才是鲁迅的《头发的故事》。事实上，郭沫若也重视翻译，他曾经翻译过许多外国文学作品，鲁迅的意见也不能看作只是针对个人的。
⑤托尔斯泰（1828—1910）俄国作家。著有《战争与和平》、《安娜·卡列尼娜》、《复活》等。都介涅夫（1818—1883），通译屠格涅夫，俄国作家。著有小说《猎人笔记》、《罗亭》、《父与子》等。陀思妥夫斯奇（1821－1881），通译陀斯妥耶夫斯基，俄国作家。著有小说《穷人》、《被侮辱与被损害的》、《罪与罚》等。
⑥彼得和约翰欧美人常用的名字，这里泛指外国人。
[ 本帖最后由 zhaohui252 于 2008-8-11 01:17 编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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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haohui252
发布于2007-08-21 12:29: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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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谈话
——1925年8月22日，北京女子师范大学
鲁迅先生快到厦门去了，虽然他自己说或者因天气之故而不能在那里久住，
但至少总有半年或一年不在北京，这实在是我们认为很使人留恋的一件事。八月二
十二日，女子师范大学学生会举行毁校周年纪念，鲁迅先生到会，曾有一番演说，
我恐怕这是他此次在京最后的一回公开讲演，因此把它记下来，表示我一点微弱的
纪念的意思。人们一提到鲁迅先生，或者不免觉得他稍微有一点过于冷静，过于默
视的样子，而其实他是无时不充满着热烈的希望，发挥着丰富的感情的。在这一次
谈话里，尤其可以显明地看出他的主张；那么，我把他这一次的谈话记下，作为他
出京的纪念，也许不是完全没有重大的意义罢。我自己，为免得老实人费心起见，
应该声明一下：那天的会，我是以一个小小的办事员的资格参加的。
（培良）
〔2〕我昨晚上在校《工人绥惠略夫》〔3〕，想要另印一回，睡得太迟了，到
现在还没有很醒；正在校的时候，忽然想到一些事情，弄得脑子里很混乱，一直到
现在还是很混乱，所以今天恐怕不能有什么多的话可说。
提到我翻译《工人绥惠略夫》的历史，倒有点有趣。十二年前，欧洲大混战开
始了，后来我们中国也参加战事，就是所谓“对德宣战”；派了许多工人到欧洲去
帮忙；以后就打胜了，就是所谓“公理战胜”。中国自然也要分得战利品，——
有一种是在上海的德国商人的俱乐部里的德文书，总数很不少，文学居多，都
搬来放在午门的门楼上。教育部得到这些书，便要整理一下，分类一下，——其实
是他们本来分类好了的，然而有些人以为分得不好，所以要从新分一下。——
当时派了许多人，我也是其中的一个。后来，总长要看看那些书是什么书了。
怎样看法呢？叫我们用中文将书名译出来，有义译义，无义译音，该撒呀，克来阿
派式拉呀，大马色〔4〕呀……。每人每月有十块钱的车费，我也拿了百来块钱，因
为那时还有一点所谓行政费。这样的几里古鲁了一年多，花了几千块钱，对德和约
〔5〕成立了，后来德国来取还，便仍由点收的我们全盘交付，——也许少了几本罢。
至于“克来阿派忒拉”之类，总长看了没有，我可不得而知了。
据我所知道的说，“对德宣战”的结果，在中国有一座中央公园里的“公理战
胜”的牌坊，在我就只有一篇这《工人绥惠略夫》的译本，因为那底本，就是从那
时整理着的德文书里挑出来的。
那一堆书里文学书多得很，为什么那时偏要挑中这一篇呢？那意思，我现在有
点记不真切了。大概，觉得民国以前，以后，我们也有许多改革者，境遇和绥惠略
夫很相像，所以借借他人的酒杯罢。然而昨晚上一看，岂但那时，譬如其中的改革
者的被迫，代表的吃苦，便是现在，——便是将来，便是几十年以后，我想，还要
有许多改革者的境遇和他相像的。
所以我打算将它重印一下……。
《工人绥惠略夫》的作者阿尔志跋绥夫是俄国人。现在一提到俄国，似乎就使
人心惊胆战。但是，这是大可以不必的，阿尔志跋绥夫并非共产党，他的作品现在
在苏俄也并不受人欢迎。听说他已经瞎了眼睛，很在吃苦，那当然更不会送我一个
卢布……。总而言之：和苏俄是毫不相干。但奇怪的是有许多事情竟和中国很相像，
譬如，改革者，代表者的受苦，不消说了；便是教人要安本分的老婆子，也正如我
们的文人学士一般。有一个教员因为不受上司的辱骂而被革职了，她背地里责备他，
说他“高傲”得可恶，“你看，我以前被我的主人打过两个嘴巴，可是我一句话都
不说，忍耐着。究竟后来他们知道我冤枉了，就亲手赏了我一百卢布。”〔6〕自然，
我们的文人学士措辞决不至于如此拙直，文字也还要华赡得多。
然而绥惠略夫临末的思想却太可怕。他先是为社会做事，社会倒迫害他，甚至
于要杀害他，他于是一变而为向社会复仇了，一切是仇仇，一切都破坏。中国这样
破坏一切的人还不见有，大约也不会有的，我也并不希望其有。但中国向来有别一
种破坏的人，所以我们不去破坏的，便常常受破坏。我们一面被破坏，一面修缮着，
辛辛苦苦地再过下去。所以我们的生活，便成了一面受破坏，一面修补，一面受破
坏，一面修补的生活了。这个学校，也就是受了杨荫榆章士钊们的破坏之后，修补
修补，整理整理，再过下去的。
俄国老婆子式的文人学士也许说，这是“高傲”得可恶了，该得惩罚。这话自
然很像不错的，但也不尽然。我的家里还住着一个乡下人，因为战事，她的家没有
了，只好逃进城里来。她实在并不“高傲”，也没有反对过杨荫榆，然而她的家没
有了，受了破坏。战事一完，她一定要回去的，即使屋子破了，器具抛了，田地荒
了，她也还要活下去。她大概只好搜集一点剩下的东西，修补修补，整理整理，再
来活下去。
中国的文明，就是这样破坏了又修补，破坏了又修补的疲乏伤残可怜的东西。
但是很有人夸耀它，甚至于连破坏者也夸耀它。便是破坏本校的人，假如你派他到
万国妇女的什么会里去，请他叙述中国女学的情形，他一定说，我们中国有一个国
立北京女子师范大学在。
这真是万分可惜的事，我们中国人对于不是自己的东西，或者将不为自己所有
的东西，总要破坏了才快活的。杨荫榆知道要做不成这校长，便文事用文士的“流
言”，武功用三河的老妈，总非将一班“毛鸦头”〔7〕赶尽杀绝不可。先前我看见
记载上说的张献忠屠戮川民的事，我总想不通他是什么意思；
后来看到别一本书，这才明白了：他原是想做皇帝的，但是李自成先进北京，
做了皇帝了，他便要破坏李自成的帝位。怎样破坏法呢？做皇帝必须有百姓；他杀
尽了百姓，皇帝也就谁都做不成了。既无百姓，便无所谓皇帝，于是只剩了一个李
自成，在白地上出丑，宛如学校解散后的校长一般。这虽然是一个可笑的极端的例，
但有这一类的思想的，实在并不止张献忠一个人。
我们总是中国人，我们总要遇见中国事，但我们不是中国式的破坏者，所以我
们是过着受破坏了又修补，受破坏了又修补的生活。我们的许多寿命白费了。我们
所可以自慰的，想来想去，也还是所谓对于将来的希望。希望是附丽于存在的，有
存在，便有希望，有希望，便是光明。如果历史家的话不是诳话，则世界上的事物
可还没有因为黑暗而长存的先例。黑暗只能附丽于渐就灭亡的事物，一灭亡，黑暗
也就一同灭亡了，它不永久。然而将来是永远要有的，并且总要光明起来；只要不
做黑暗的附着物，为光明而灭亡，则我们一定有悠久的将来，而且一定是光明的将
来。
我赴这会的后四日，就出北京了。在上海看见日报，知道女师大已改为女
子学院的师范部，教育总长任可澄〔8〕自做院长，师范部的学长是林素园〔9〕。
后来看见北京九月五日的晚报，有一条道：“今日下午一时半，任可澄特同林氏，
并率有警察厅保安队及军督察处兵士共四十左右，驰赴女师大，武装接收。……”
原来刚一周年，又看见用兵了。不知明年这日，还是带兵的开得校纪念呢，还是被
兵的开毁校纪念？现在姑且将培良君的这一篇转录在这里，先作一个本年的纪念罢。
一九二六年十月十四日，鲁迅附记。
※ ※ ※
〔1〕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六年八月二十八日《语丝》周刊第九十四期。原题
《记鲁迅先生的谈话》，署名培良。
〔2〕培良 向培良，湖南黔阳人，文学团体狂飙社的主要成员。
曾为《莽原》周刊写稿。后来堕落为国民党反动派的走卒。
〔3〕《工人绥惠略夫》 俄国阿尔志跋绥夫（M．]． NFjhRVST，1878—1927）
著中篇小说，鲁迅译本于一九二二年五月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以后又于一九二
七年六月由上海北新书局出版。
〔4〕该撒（G．J．Caesar，前100—前44） 通译恺撒，古罗马统帅、政治家。
克来阿派忒拉（Cleopatra，前69—前30），通译克利奥佩特拉，埃及女王。大马色
（Damascus），通译大马士革。世界最古的城市之一；现在是叙利亚的首都。
〔5〕对德和约 指一九二一年五月在北京签订的《中德协约》。
其中规定德国放弃以前在山东攫取的特权，双方声明保护在各自管辖下的对方
财产，并决定重建外交关系，互派公使。
〔6〕这段话见于《工人绥惠略夫》第六章。
〔7〕“毛鸦头” 即毛丫头。吴稚晖对女师大学生的蔑称。参看本卷第121页
注〔12〕。
〔8〕任可澄（1879—1945） 字志清，贵州安顺人。一九二六年六月任北洋政
府教育总长；八月末，他将女师大与女大合并为北京女子学院，自兼院长。
〔9〕林素园 福建人，研究系小官僚。
[ 本帖最后由 zhaohui252 于 2008-8-11 01:18 编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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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haohui252
发布于2007-08-21 12:34: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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聪明人不能做事，世界是属于傻子的
--1926年11月27日在厦门集美学校讲
今天我有机会，到你们这美丽的学校，在这大礼堂里，跟你们谈谈，是非常高兴的。我的话题是："聪明人不能做事，世界是属于傻子的。"你们初听这句话，或将觉得奇怪，但却是事实，过去这样，将来也必定是这样的。你们放眼看看，现今世上，聪明人不是很多吗？可是他们不能做事。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想来想去，终于什么也做不成。他们过于思虑个人的利害，过于计较个人的得失。他们想着，想着，有利于自己者才肯做，有利于社会、别人者，即使肯做，也常不彻底，不真诚，不负责，以至于败事而无所成就。你们看看，当今的聪明人是不是这样？他们是专门为自己打算盘的所谓"聪明人"，这种"聪明人"是绝对做不出有利于人民的事业的。
你们看看，当今所谓"聪明人"，如段祺瑞、贾德耀等北洋军阀，只知勾结帝国主义者，屠杀无辜的爱国工人和学生，他们是双手沾满血腥的刽子手；又如陈西滢、唐有壬等"现代评论派"，只会开驶"新文化运动"的倒车，镇压反帝爱国请愿的群众，他们是反动军阀的乏走狗。他们会用"聪明"作钢刀，见血去杀人；他们也会用"聪明"作软刀，杀人不见血。他们想来想去，终于不能做出有利于人民的好事，却能做出有害于国家的坏事。
在这世界上，还有一种人，他们甘愿为群众利益而放弃了自己的利益；他们甘愿为国家的独立自由而献出自己的生命。这一种人是爱国者，是革命者，是人类幸福的创造者。这一种人在所谓"聪明人"的眼里看来，却是傻子。但是，我们要知道，世界是傻子的世界，由傻子去支持，由傻子去推动，由傻子去创造，最后是属于傻子的。这些傻子，就是工农群众，就是孙中山先生"三大政策"中所要扶助的农民和工人。这些工人和农民，在人类社会中，居最大多数。他们有坚强的魄力，有勤劳的德性，世界的一切，都是从他们的劳动中创造出来的。革命青年学生，在群众中最有热血，最能奋斗，最肯牺牲。黑暗的消灭，光明的出现，这种革命青年学生，常起最大作用。但从过去封建社会统治者、剥削者的眼里看来，这些劳动的工农群众，这些热血的革命青年，都是愚民，都是傻子，惟有他们自己，才算是"聪明人"。
可是这些旧社会的所谓"聪明人"，是懒惰自私的，是荒淫无耻的，是注定要被消灭的；而那些所谓"傻子"的革命青年和劳动工农，乃正是社会的改造者，是世界的创造者，他们是世界的主人，世界是属于他们所有的。
附：鲁迅在集美学校讲演内容概要
鲁迅先生来厦门大学任教职一事，哄传福建全省，文艺工作者认为是福建文化界的好音。集美学校与厦大近在咫尺，集美学生中酝酿要求鲁迅先生到集美讲学。集美学校校长叶渊为应付学生要求，派集美学校图书馆主任蒋孝丰到厦门大学与林玉堂商量，邀请鲁迅先生到集美讲学，结果决定十一月二十七日星期六那一天到集美学校讲演一次。到了约定日期，集美学校派水产部小汽船到厦门港迎接鲁迅先生，当时同来的有林玉堂。上午八时左右小汽船载鲁迅先生等到集美来了。他们到校长会客厅小憩、谈叙。吃过午饭，集美学校各部师生约两千余人集合集美大礼堂，由校长叶渊主持开会，经简单介绍后，鲁迅先生开始讲演。讲演的题旨是属于"生活的意义与价值"方面，讲演时间约一小时半。鲁迅先生到集美往返路上，我和宋文翰都在作陪。鲁迅先生讲演的内容大意如下：
人的生活的社会性表现在对社会事业有利，对大家生活有益：这样生活是有意义的。如果有意义的生活过得越多，生活的价值就越大，例如，你的生活是在为国家民族的利益而奋斗，那么你的生活价值就更大了。
五四时期的学生运动，原是为山东半岛问题，反对巴黎和会决议；实行内除国贼，外抗强权；继而进行反封建、反帝运动；进而提倡民主与科学的精神，使全国思想界面貌焕然一新。这一群青年学生在运动中表现积极，在他们生活本身来说，有重大意义，对国家民族来说，有重大价值。换句话说，五四运动是正义的，爱国的。可是，最近的五四运动气氛淡薄了。
近来有些反五四运动精神的事件出现了。前些日陈济棠在广东提倡读经，恢复古文；他是反动军阀，不足为怪。但是在北京"首善之区"，段祺瑞、章士钊一帮推行法西斯统治，压迫民主，摧残学生，闹得乌烟瘴气。胡适之流搞什么"整理国故"，开出什么"国学必读书目"，蒙骗青年学生埋头读书，不问国事。陈源、唐有壬"现代评论派"一伙，联结"研究系"政客活动，阻碍革新，抨击革命，认为学生革新运动不合时宜。这些自认为聪明人，把北方文化界弄得死气沉沉。但是，有觉醒的青年学生总看到，这种黑暗情况继续下去，中国人民的苦难将更加深重了。青年学生对黑暗事物终于起来揭露、攻击，掀起群众性运动。军阀政府就来实行逮捕、监禁、杀害；胡适、陈源一帮聪明人认为这批青年学生是无知的傻子，不识时势，自讨苦吃。"三一八"惨案是军阀政府镇压学生运动的暴行，竟有买办文人陈西滢在《现代评论》上发表一篇《闲话》，污蔑爱国群众盲目地被人引入"死地"。这真是下流、无耻极了！
但是，黑暗与暴力不可能永远笼罩着中国。中国社会在发展，正义与不义是清楚的，那些聪明人睁着眼睛看不懂。青年学生总是知道的，为着爱国和正义，为着真理，就不含糊，自有坚定不移的斗争"傻劲"。为着正义和真理，为着民主和科学而奋起的傻子，却大有人在。傻子和傻子结合起来，一起发傻地向前冲，社会才能进步。世界上的事业是傻子干出来的。那些聪明人为着名利而钻营，干了不光彩的事情，把世界推入黑暗深渊，结果他们也跟着沉沦了。而世界仍然在我们傻子手里，推向前进；世界是傻子的世界啊！
我们青年要以科学态度，狠狠地反击暴力，扑灭黑暗，中国一定走向光明世界。这样，我们的生活才有意义，才有价值。
戴锡樟记 1972年1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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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于2007-08-21 12:39: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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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声的中国
——1927年2月18日在香港青年会讲
以我这样没有什么可听的无聊的讲演，又在这样大雨的时候，竟还有这许多来听的诸君，我首先应当声明我的郑重感谢。
我现在所讲的题目是：《无声的中国》。
现在，浙江，陕西，都在打仗，那里的人民哭着呢还是笑着呢，我们不知道。香港似乎很太平，住在这里的中国人，舒服呢还是不很舒服呢，别人也不知道。
发表自己的思想，感情给大家知道的是要用文章的，然而拿文章来达意，现在一般的中国人还做不到。这也怪不得我们；因为那文字，先就是我们的祖先留传给我们的可怕的遗产。人们费了多年的工夫，还是难于运用。因为难，许多人便不理它了，甚至于连自己的姓也写不清是张还是章，或者简直不会写，或者说道：Ｃｈａｎｇ。虽然能说话，而只有几个人听到，远处的人们便不知道，结果也等于无声。又因为难，有些人便当作宝贝，像玩把戏似的，之乎者也，只有几个人懂，——其实是不知道可真懂，而大多数的人们却不懂得，结果也等于无声。
文明人和野蛮人的分别，其一，是文明人有文字，能够把他们的思想，感情，藉此传给大众，传给将来。中国虽然有文字，现在却已经和大家不相干，用的是难懂的古文，讲的是陈旧的古意思，所有的声音，都是过去的，都就是只等于零的。所以，大家不能互相了解，正像一大盘散沙。
将文章当作古董，以不能使人认识，使人懂得为好，也许是有趣的事罢。但是，结果怎样呢？是我们已经不能将我们想说的话说出来。我们受了损害，受了侮辱，总是不能说出些应说的话。拿最近的事情来说，如中日战争，拳匪事件，民元革命这些大事件，一直到现在，我们可有一部像样的著作？民国以来，也还是谁也不作声。反而在外国，倒常有说起中国的，但那都不是中国人自己的声音，是别人的声音。
这不能说话的毛病，在明朝是还没有这样厉害的；他们还比较地能够说些要说的话。待到满洲人以异族侵入中国，讲历史的，尤其是讲宋末的事情的人被杀害了，讲时事的自然也被杀害了。所以，到乾隆年间，人民大家便更不敢用文章来说话了。所谓读书人，便只好躲起来读经，校刊古书，做些古时的文章，和当时毫无关系的文章。有些新意，也还是不行的；不是学韩，便是学苏。韩愈苏轼他们，用他们自己的文章来说当时要说的话，那当然可以的。我们却并非唐宋时人，怎么做和我们毫无关系的时候的文章呢。即使做得像，也是唐宋时代的声音，韩愈苏轼的声音，而不是我们现代的声音。然而直到现在，中国人却还耍着这样的旧戏法。人是有的，没有声音，寂寞得很。——人会没有声音的么？没有，可以说：是死了。倘要说得客气一点，那就是：已经哑了。
要恢复这多年无声的中国，是不容易的，正如命令一个死掉的人道：“你活过来！”我虽然并不懂得宗教，但我以为正如想出现一个宗教上之所谓“奇迹”一样。
首先来尝试这工作的是“五四运动”前一年，胡适之先生所提倡的“文学革命”。“革命”这两个字，在这里不知道可害怕，有些地方是一听到就害怕的。但这和文学两字连起来的“革命”，却没有法国革命的“革命”那么可怕，不过是革新，改换一个字，就很平和了，我们就称为“文学革新”罢，中国文字上，这样的花样是很多的。那大意也并不可怕，不过说：我们不必再去费尽心机，学说古代的死人的话，要说现代的活人的话；不要将文章看作古董，要做容易懂得的白话的文章。然而，单是文学革新是不够的，因为腐败思想，能用古文做，也能用白话做。所以后来就有人提倡思想革新。思想革新的结果，是发生社会革新运动。这运动一发生，自然一面就发生反动，于是便酿成战斗……。
但是，在中国，刚刚提起文学革新，就有反动了。不过白话文却渐渐风行起来，不大受阻碍。这是怎么一回事呢？就因为当时又有钱玄同先生提倡废止汉字，用罗马字母来替代。这本也不过是一种文字革新，很平常的，但被不喜欢改革的中国人听见，就大不得了了，于是便放过了比较的平和的文学革命，而竭力来骂钱玄同。白话乘了这一个机会，居然减去了许多敌人，反而没有阻碍，能够流行了。
中国人的性情是总喜欢调和，折中的。譬如你说，这屋子太暗，须在这里开一个窗，大家一定不允许的。但如果你主张拆掉屋顶，他们就会来调和，愿意开窗了。没有更激烈的主张，他们总连平和的改革也不肯行。那时白话文之得以通行，就因为有废掉中国字而用罗马字母的议论的缘故。
其实，文言和白话的优劣的讨论，本该早已过去了，但中国是总不肯早早解决的，到现在还有许多无谓的议论。例如，有的说：古文各省人都能懂，白话就各处不同，反而不能相互了解了。殊不知这只要教育普及和交通发达就好，那时就人人都能懂较为易解的白话文；至于古文，何尝各省人都能懂，便是一省里，也没有许多人懂得的。有的说：如果都用白话文，人们便不能看古书，中国的文化就灭亡了。其实呢，现在的人们大可以不必看古书，即使古书里真有好东西，也可以用白话来译出的，用不着那么心惊胆战。他们又有人说，外国尚且译中国书，足见其好，我们自己倒不看么﹖殊不知埃及的古书，外国人也译，非洲黑人的神话，外国人也译，他们别有用意，即使译出，也算不了怎样光荣的事的。
近来还有一种说法，是思想革新紧要，文字改革倒在其次，所以不如用浅显的文言来作新思想的文章，可以少招一重反对。这话似乎也有理。然而我们知道，连他长指甲都不肯剪去的人，是决不肯剪去他的辫子的。
因为我们说着古代的话，说着大家不明白，不听见的话，已经弄得像一盘散沙，痛痒不相关了。我们要活过来，首先就须由青年们不再说孔子孟子和韩愈柳宗元们的话。时代不同，情形也两样，孔子时代的香港不这样，孔子口调的“香港论”是无从做起的，“吁嗟阔哉香港也”，不过是笑话。
我们要说现代的，自己的话；用活着的白话，将自己的思想，感情直白地说出来。但是，这也要受前辈先生非笑的。他们说白话文卑鄙，没有价值；他们说年青人作品幼稚，贻笑大方。我们中国能做文言的有多少呢，其余的都只能说白话，难道这许多中国人，就都是卑鄙，没有价值的么？至于幼稚，尤其没有什么可羞，正如孩子对于老人，毫没有什么可羞一样。幼稚是会生长，会成熟的，只不要衰老，腐败，就好。倘说待到纯熟了才可以动手，那是虽是村妇也不至于这样蠢。她的孩子学走路，即使跌倒了，她决不至于叫孩子从此躺在床上，待到学会了走法再下地面来的。
青年们先可以将中国变成一个有声的中国。大胆地说话，勇敢地进行，忘掉了一切利害，推开了古人，将自己的真心的话发表出来。——真，自然是不容易的。譬如态度，就不容易真，讲演时候就不是我的真态度，因为我对朋友，孩子说话时候的态度是不这样的。——但总可以说些较真的话，发些较真的声音。只有真的声音，才能感动中国的人和世界的人；必须有了真的声音，才能和世界的人同在世界上生活。
我们试想现在没有声音的民族是那几种民族。我们可听到埃及人的声音？可听到安南，朝鲜的声音？印度除了泰戈尔，别的声音可还有﹖
我们此后实在只有两条路：一是抱着古文而死掉，一是舍掉古文而生存。
[ 本帖最后由 zhaohui252 于 2008-8-11 01:19 编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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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于2007-08-21 12:43: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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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调子已经唱完
——1927年2月19日在香港青年会讲
今天我所讲的题目是“老调子已经唱完”：初看似乎有些离奇，其实是并不奇怪的。
凡老的，旧的，都已经完了！这也应该如此。虽然这一句话实在对不起一般老前辈，可是我也没有别的法子。
中国人有一种矛盾思想，即是：要子孙生存，而自己也想活得很长久，永远不死；及至知道没法可想，非死不可了，却希望自己的尸身永远不腐烂。但是，想一想罢，如果从有人类以来的人们都不死，地面上早已挤得密密的，现在的我们早已无地可容了；如果从有人类以来的人们的尸身都不烂，岂不是地面上的死尸早已堆得比鱼店里的鱼还要多，连掘井，造房子的空地都没有了么？所以，我想，凡是老的，旧的，实在倒不如高高兴兴的死去的好。
在文学上，也一样，凡是老的和旧的，都已经唱完，或将要唱完。举一个最近的例来说，就是俄国。他们当俄皇专制的时代，有许多作家很同情于民众，叫出许多惨痛的声音，后来他们又看见民众有缺点，便失望起来，不很能怎样歌唱，待到革命以后，文学上便没有什么大作品了。只有几个旧文学家跑到外国去了，作了几篇作品，但也不见得出色，因为他们已经失掉了先前的环境了，不再能照先前似的开口。
在这时候，他们的本国是应该有新的声音出现的，但是我们还没有很听到。我想，他们将来是一定要有声音的。因为俄国是活的，虽然暂时没有声音，但他究竟有改造环境的能力，所以将来一定也会有新的声音出现。
再说欧美的几个国度罢。他们的文艺是早有些老旧了，待到世界大战时候，才发生了一种战争文学。战争一完结，环境也改变了，老调子无从再唱，所以现在文学上也有些寂寞。将来的情形如何，我们实在不能豫测。但我相信，他们是一定也会有新的声音的。
现在来想一想我们中国是怎样。中国的文章是最没有变化的，调子是最老的，里面的思想是最旧的。但是，很奇怪，却和别国不一样。那些老调子，还是没有唱完。
这是什么缘故呢？有人说，我们中国是有一种“特别国情”。中国人是否真是这样“特别”，我是不知道，不过我听得有人说，中国人是这样。倘使这话是真的，那么，据我看来，这所以特别的原因，大概有两样。
第一，是因为中国人没记性，因为没记性，所以昨天听过的话，今天忘记了，明天再听到，还是觉得很新鲜。做事也是如此，昨天做坏了的事，今天忘记了，明天做起来，也还是“仍旧贯”的老调子。
第二，是个人的老调子还未唱完，国家却已经灭亡了好几次了。何以呢？我想，凡有老旧的调子，一到有一个时候，是都应该唱完的，凡是有良心，有觉悟的人，到一个时候，自然知道老调子不该再唱，将它抛弃。但是，一般以自己为中心的人们，却决不肯以民众为主体，而专图自己的便利，总是三翻四复的唱不完。于是，自己的老调子固然唱不完，而国家却已被唱完了。
宋朝的读书人讲道学，讲理学，尊孔子，千篇一律。虽然有几个革新的人们，如王安石等等，行过新法，但不得大家的赞同，失败了。从此大家又唱老调子，和社会没有关系的老调子，一直到宋朝的灭亡。
宋朝唱完了，进来做皇帝的是蒙古人元朝。那么，宋朝的老调子也该随着宋朝完结了罢，不，元朝人起初虽然看不起中国人，后来却觉得我们的老调子，倒也新奇，渐渐生了羡慕，因此元人也跟着唱起我们的调子来了，一直到灭亡。
这个时候，起来的是明太祖。元祖的老调子，到此应唱完了罢，可是也还没有唱完。明太祖又觉得还有些意趣，就又教大家接着唱下去。什么八股咧，道学咧，和社会，百姓都不相干，就只向着那条过去的旧路走，一直到明亡。
清朝又是外国人。中国的老调子，在新来的外国主人的眼里又见得新鲜了，于是又唱下去。还是八股，考试，做古文，看古书。但是清朝完结，已经有十六年了，这是大家都知道的。他们到后来，倒也略略有些觉悟，曾经想从外国学一点新法来补救，然而已经太迟，来不及了。
老调子将中国唱完，完了好几次，而它却仍然可以唱下去。因此就发生一点小议论。有人说：“可见中国的老调子实在好，正不妨唱下去。试看元朝的蒙古人，清朝的满洲人，不是都被我们同化了么？照此看来，则将来无论何国，中国都会这样地将他们同化的。”原来我们中国就如生着传染病的病人一般，自己生了病，还会将病传到别人身上去，这倒是一种特别的本领。
殊不知这种意见，在现在是非常错误的。我们为甚么能够同化蒙古人和满州人呢？是因为他们的文化比我们的低得多。倘使别人的文化和我们的相敌或更进步，那结果便要大不相同了。他们倘比我们更聪明，这时候，我们不但不能同化他们，反要被他们利用了我们的腐败文化，来治理我们这腐败民族。他们对于中国人，是毫不爱惜的，当然任凭你腐败下去。现在听说又很有别国人的尊重中国的旧文化了，那里是真在尊重呢，不过是利用！
从前西洋有一个国度，国名忘记了，要在非洲造一条铁路。顽固的非洲土人很反对，他们便利用了他们的神话来哄骗他们道：“你们古代有一个神仙，曾从地面造一道桥到天上。现在我们所造的铁路，简直就和你们的古圣人的用意一样。”非洲人不胜佩服，高兴，铁路就造起来。中国人是向来排斥外人的，然而现在却渐渐有人跑到他那里去唱老调子了，还说道：“孔夫子也说过，‘道不行，乘桴浮于海。’所以外人倒是好的。”外国人也说道：“你家圣人的话实在不错。”
倘照这样下去，中国的前途怎样呢？别的地方我不知道，只好用上海来类推。上海是：最有权势的是一群外国人，接近他们的是一圈中国的商人和所谓读书的人，圈子外面是许多中国的苦人，就是下等奴才。将来呢，倘使还要唱老调子，那么，上海的情状会扩大到全国，苦人会多起来。因为现在是不像元朝清朝时候，我们可以靠着老调子将他们唱完，只好反而唱完自己了。这就因为，现在的外国人，不比蒙古和满洲人一样，他们的文化并不在我们还坐牛车么？从前尧舜的时候，吃东西用泥碗，现在我们之下。
[ 本帖最后由 zhaohui252 于 2008-8-11 01:25 编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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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于2007-08-21 12:45: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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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怎么好呢？我想，唯一的方法，首先是抛弃了老调子。旧文章，旧思想，都已经和现社会毫无关系了，从前孔子周游列国的时代，所坐的是牛车。现在我们还坐牛车么？从前尧舜的时候，吃东西用泥碗，现在我们所用的是甚么？所以，生在现今的时代，捧着古书是完全没有用处的了。
但是，有些读书人说，我们看这些古东西，倒并不觉得于中国怎样有害，又何必这样决绝地抛弃呢？是的。然而古老东西的可怕就正在这里。倘使我们觉得有害，我们便能警戒了，正因为并不觉得怎样有害，我们这才总是觉不出这致死的毛病来。因为这是“软刀子”。这“软刀子”的名目，也不是我发明的，明朝有一个读书人，叫做贾凫西的，鼓词里曾经说起纣王，道：“几年家软刀子割头不觉死，只等得太白旗悬才知道命有差。”我们的老调子，也就是一软刀子。
中国人倘被别人用钢刀来割，是觉得痛的，还有法子想；倘是软刀子，那可真是“割头不觉死”，一定要完。
我们中国被别人用兵器来打，早有过好多次了。例如，蒙古人满洲人用弓箭，还有别国人用枪炮。用枪炮来打的后几次，我已经出了世了，但是年纪青。我仿佛记得那时大家倒还觉得一点苦痛的，也曾经想有些抵抗，有些改革。用枪炮来打我们的时候，听说是因为我们野蛮；现在，倒不大遇见有枪炮来打我们了，大约是因为我们文明了罢。现在也的确常常有人说，中国的文化好得很，应该保存。那证据，是外国人也常在赞美。这就是软刀子。用钢刀，我们也许还会觉得的，于是就改用软刀子。我想：叫我们用自己的老调子唱完我们自己的时候，是已经要到了。
中国的文化，我可是实在不知道在那里。所谓文化之类，和现在的民众有甚么关系，甚么益处呢？近来外国人也时常说，中国人礼仪好，中国人肴馔好。中国人也附和着。但这些事和民众有甚么关系？车夫先就没有钱来做礼服，南北的大多数的农民最好的食物是杂粮。有什么关系？
中国的文化，都是侍奉主子的文化，是用很多的人的痛苦换来的。无论中国人，外国人，凡是称赞中国文化的，都只是以主子自居的一部分。
以前，外国人所作的书籍，多是嘲骂中国的腐败；到了现在，不大嘲骂了，或者反而称赞中国的文化了。常听到他们说：“我在中国住得很舒服呵！”这就是中国人已经渐渐把自己的幸福送给外国人享受的证据。所以他们愈赞美，我们中国将来的苦痛要愈深的！
这就是说：保存旧文化，是要中国人永远做侍奉主子的材料，苦下去，苦下去。 虽是现在的阔人富翁，他们的子孙也不能逃。我曾经做过一篇杂感，大意是说：“凡称赞中国旧文化的，多是住在租界或安稳地方的富人，因为他们有钱，没有受到国内战争的痛苦，所以发出这样的赞赏来。殊不知将来他们的子孙，营业要比现在的苦人更其贱，去开的矿洞，也要比现在的苦人更其深。”这就是说，将来还是要穷的，不过迟一点。但是先穷的苦人，开了较浅的矿，他们的后人，却须开更深的矿了。我的话并没有人注意。他们还是唱着老调子，唱到租界去，唱到外国去。但从此以后，不能像元朝清朝一样，唱完别人了，他们是要唱完了自己。
这怎么办呢？我想，第一，是先请他们从洋楼，卧室，书房里踱出来，看一看身边怎么样，再看一看社会怎么样，世界怎么样。然后自己想一想，想得了方法，就做一点。“跨出房门，是危险的。”自然，唱老调子的先生们又要说。然而，做人是总有些危险的，如果躲在房里，就一定长寿，白胡子的老先生应该非常多；但是我们所见的有多少呢？他们也还是常常早死，虽然不危险，他们也胡涂死了。
要不危险，我倒曾经发见了一个很合式的地方。这地方，就是：牢狱。人坐在监牢里，便不至于再捣乱，犯罪了；救火机关也完全，不怕失火；也不怕盗劫，到牢狱里去抢东西的强盗是从来没有的。坐监是实在最安稳。
但是，坐监却独独缺少一件事，这就是：自由。所以，贪安稳就没有自由，要自由就总要历些危险。只有这两条路。那一条好，是明明白白的，不必待我来说了。
现在我还要谢诸位今天到来的盛意。
[ 本帖最后由 zhaohui252 于 2008-8-11 01:25 编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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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haohui252
发布于2007-08-21 12:47: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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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北京第二师范学院的讲演（1929年6月2日)
这些天没有看过一本书，没有研究过一些东西；妇女问题尤其是没有研究过。此地叫我来演讲，因为曾经在这里讲过书的关系，不能拒绝。今天对诸位恐怕没有什么贡献，不过是临走前的谈话而已。
现在的青年，都要求出路，就希望能够在年纪较大的人们中间去找出一些有系统的指导。但是这样的东西，在现在年纪大一些人们中间没有！于是一般青年感觉到失望。
在报纸上看见胡汉民先生这样地说过：五四运动在当时并不坏，但是现在看起来，就有了流弊。自然，凡事有利就有弊，在当权者看来固然是有弊，即在学生方面看来，怕也有弊吧；然而两方面所看出来的弊，却又全不一样。
现在什么都比从前不很一样了，在画报上时常可以看见各式各样的结婚象片，样式虽然各不相同，却大约总都是男的穿了西装，女的头上蒙着一大块纱，长长的拖到地上，手里还抱着一束鲜花。……还有比这更多的是女跳舞的、女电影明星、女交际家等等。于此可见妇女确是出现在社会上了。外表是如此，实情究竟怎样呢？却有人说那不过仅是一种点缀。
我觉得妇女教育里，现在有两种困难：一种是在求学方面，一种是在职业方面。
旧式女子是感觉不到这困难的，因为她们唯一的出路是结婚，而这结婚又毫不用自己费力气，只是抽签式的，碰到那里算到那里。所以这困难只有新的妇女感觉到，只有她们很惶急地希望免除这困难。免除的方法自然很多，但是根本的方法，非社会经济制度改变了不可。
我说要改革经济制度，并不是赞成共产。我不是个共产主义者，但亦许在我底主义里，有些地方是和共产主义相同的。比如对于吃饭，亦许共产主义里头主张是要吃的，而在我的主义里也主张要吃。我对经济没有过细的研究，有好多地方我全不知道。
现在中国的生活方法，似乎只借重在两种资本上：女人用身，男人用头。上海就是最清楚的例地：满街都是绑票匪和妓女。
这样情形是必须改革的。然而这并非是几句话、几篇文章所能奏效的，要紧的是脚踏实地从实力上下功夫。
现在青年们一般的错误是观察不广，往往只是在一个很小的圈子里打转。喜欢文学的往往不看科学一类的书，并且许多人以为如其理科弄不好，数学干不成，就可以去弄文学。这样，学文学便成了这么一种什么都学不好的人的逃路。理科数学当然不会有成绩，便是文学，也绝弄不出可观的结果来。
记得三年前学生界有一种打倒知识阶级的运动。他们的意思是：现代的需要是工作不是思想，想得太入神了反而一件事也弄不出。
据谣传，又要请吴佩孚、孙传芳等出来了。如果他们可以出来，则章士钊亦许可以到此地来做校长。就此一点说，我们的人才实在太少了。
现在的青年们还有一个弱点，就是理想太高。比如关于职业，他们往往把社会看得太干净，总是高兴地拣了一个最美丽最伟大的理想职业，安置到社会里去寄存着。对于婚姻也是一样。这种理想一到实社会上就碰钉子，而且是特别大的钉子。于是就到处都感觉失望、灰心，最后的结果是自杀的风尚一天比一天高起来。我们看上海公安局那种在黄浦江边立了"死不得的"的大木牌的滑稽办法，该得到一些什么暗示、发生什么感想呢？
一切的梦想，最好都赶快丢掉，这办法也很不少。最要紧是要把眼光放大些放远些，更要放平些放低些。不要把自己范围在一个太小的圈子里。比如从事文学的人，也可以时常看一看理科算学的书籍，即如看报，也不可光看一面，看完了要闻、杂俎，也可以看看广告，比较一下它们所占地位的大小。现在报上最多的广告，不外乎香烟与药品两种，由此便可以推想到现在的社会是怎样的一种社会。这样的看报，方不至光看见假社会而不见实社会。我们此刻不是要从假社会里看一些眩目的把戏，我们要战斗，必须认清楚实社会方可下手。
[ 本帖最后由 zhaohui252 于 2008-8-11 01:23 编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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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于2007-08-21 12:52: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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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春的两种感想
——1932年11月22日在北平辅仁大学讲
我是上星期到北平的，论理应当带点礼物送给青年诸位，不过因为奔忙匆匆未顾得及，同时也没有什么可带的。
我近来是在上海，上海与北平不同，在上海所感到的，在北平未必感到。今天又没豫备什么，就随便谈谈吧。昨年东北事变详情我一点不知道，想来上海事变〔２〕诸位一定也不甚了然。就是同在上海也是彼此不知，这里死命的逃死，那里则打牌的仍旧打牌，跳舞的仍旧跳舞。
打起来的时候，我是正在所谓火线里面〔３〕，亲遇见捉去许多中国青年。捉去了就不见回来，是生是死也没人知道，也没人打听，这种情形是由来已久了，在中国被捉去的青年素来是不知下落的。东北事起，上海有许多抗日团体，有一种团体就有一种徽章。这种徽章，如被日军发现死是很难免的。然而中国青年的记性确是不好，如抗日十人团〔４〕，一团十人，每人有一个徽章，可是并不一定抗日，不过把它放在袋里。但被捉去后这就是死的证据。还有学生军〔５〕们，以前是天天练操，不久就无形中不练了，只有军装的照片存在，并且把操衣放在家中，自己也忘却了。然而一被日军查出时是又必定要送命的。像这一般青年被杀，大家大为不平，以为日人太残酷。其实这完全是因为脾气不同的缘故，日人太认真，而中国人却太不认真。中国的事情往往是招牌一挂就算成功了。日本则不然。他们不像中国这样只是作戏似的。日本人一看见有徽章，有操衣的，便以为他们一定是真在抗日的人，当然要认为是劲敌。这样不认真的同认真的碰在一起，倒霉是必然的。
中国实在是太不认真，什么全是一样。文学上所见的常有新主义，以前有所谓民族主义的文学〔６〕也者，闹得很热闹，可是自从日本兵一来，马上就不见了。我想大概是变成为艺术而艺术了吧。中国的政客，也是今天谈财政，明日谈照像，后天又谈交通，最后又忽然念起佛来了。外国不然。以前欧洲有所谓未来派艺术。未来派的艺术是看不懂的东西。但看不懂也并非一定是看者知识太浅，实在是它根本上就看不懂。文章本来有两种：一种是看得懂的，一种是看不懂的。假若你看不懂就自恨浅薄，那就是上当了。不过人家是不管看懂与不懂的——看不懂如未来派的文学，虽然看不懂，作者却是拚命的，很认真的在那里讲。但是中国就找不出这样例子。
还有感到的一点是我们的眼光不可不放大，但不可放的太大。
我那时看见日本兵不打了，就搬了回去，但忽然又紧张起来了。后来打听才知道是因为中国放鞭炮引起的。那天因为是月蚀，故大家放鞭炮来救她。在日本人意中以为在这样的时光，中国人一定全忙于救中国抑救上海，万想不到中国人却救的那样远，去救月亮去了。
我们常将眼光收得极近，只在自身，或者放得极远，到北极，或到天外，而这两者之间的一圈可是绝不注意的，譬如食物吧，近来馆子里是比较干净了，这是受了外国影响之故，以前不是这样。例如某家烧卖好，包子好，好的确是好，非常好吃，但盘子是极污秽的，去吃的人看不得盘子，只要专注在吃的包子烧卖就是，倘使你要注意到食物之外的一圈，那就非常为难了。
在中国做人，真非这样不成，不然就活不下去。例如倘使你讲个人主义，或者远而至于宇宙哲学，灵魂灭否，那是不要紧的。但一讲社会问题，可就要出毛病了。北平或者还好，如在上海则一讲社会问题，那就非出毛病不可，这是有验的灵药，常常有无数青年被捉去而无下落了。
在文学上也是如此。倘写所谓身边小说，说苦痛呵，穷呵，我爱女人而女人不爱我呵，那是很妥当的，不会出什么乱子。如要一谈及中国社会，谈及压迫与被压迫，那就不成。不过你如果再远一点，说什么巴黎伦敦，再远些，月界，天边，可又没有危险了。但有一层要注意，俄国谈不得。
上海的事又要一年了，大家好似早已忘掉了，打牌的仍旧打牌，跳舞的仍旧跳舞。不过忘只好忘，全记起来恐怕脑中也放不下。倘使只记着这些，其他事也没工夫记起了。不过也可以记一个总纲。如“认真点”，“眼光不可不放大但不可放的太大”，就是。这本是两句平常话，但我的确知道了这两句话，是在死了许多性命之后。许多历史的教训，都是用极大的牺牲换来的。譬如吃东西罢，某种是毒物不能吃，我们好像全惯了，很平常了。不过，这一定是以前有多少人吃死了，才知道的。所以我想，第一次吃螃蟹的人是很可佩服的，不是勇士谁敢去吃它呢？螃蟹有人吃，蜘蛛一定也有人吃过，不过不好吃，所以后人不吃了。像这种人我们当极端感谢的。
我希望一般人不要只注意在近身的问题，或地球以外的问题，社会上实际问题是也要注意些才好。
〔１〕本篇记录稿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二年十一月三十日北京《世界日报》“教育”栏。发表前曾经鲁迅修订。
〔２〕东北事变指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上海事变，指一九三二年一二八事变。
〔３〕一二八事变时，鲁迅寓所在上海北四川路，临近战区。〔４〕抗日十人团九一八事变后上海各界自发成立的一种爱国群众组织。
〔５〕学生军又称学生义勇军。九一八事变后各地大、中学校成立的学生组织。
〔６〕民族主义的文学一九三○年六月由国民党当局策划的文学运动，发起人是潘公展、范争波、朱应鹏、傅彦长、王平陵等人，曾出版《前锋周报》、《前锋月刊》等刊物，假借“民族主义”的名义反对无产阶级革命文学，提倡反共反人民的法西斯文学。九一八事变后，又为蒋介石的投降卖国政策效劳。
[ 本帖最后由 zhaohui252 于 2008-8-11 01:22 编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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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彬宣月发布于2007-08-21 15:04: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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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说这个字体看得好累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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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haohui252
发布于2007-08-21 15:38: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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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UOTE:
原帖由 若彬宣月 于 2007-8-21 15:04 发表
中午就只把大小改了下，什么字体最舒服呢？？
话说这个字体看得好累啊。。。
你把他们全部复制粘贴到word里随你怎么看了呵呵
[ 本帖最后由 zhaohui252 于 2007-8-21 15:40 编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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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haohui252
发布于2007-08-23 21:45: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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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知识阶级
——1927年10月25日在上海劳动大学讲
我到上海约二十多天，这回来上海并无什么意义，只是跑来跑去偶然到上海就是了。
我没有什么学问和思想，可以贡献给诸君。但这次易先生〔２〕要我来讲几句话；因为我去年亲见易先生在北京和军阀官僚怎样奋斗，而且我也参与其间，所以他要我来，我是不得不来的。
我不会讲演，也想不出什么可讲的，讲演近于做八股，是极难的，要有讲演的天才才好，在我是不会的。终于想不出什么，只能随便一谈；刚才谈起中国情形，说到“知识阶级”四字，我想对于知识阶级发表一点个人的意见，只是我并不是站在引导者的地位，要诸君都相信我的话，我自己走路都走不清楚，如何能引导诸君？
“知识阶级”一辞是爱罗先珂（Ｖ．Ｅｒｏｓｈｅｎｋｏ）七八年前讲演“知识阶级及其使命”〔３〕时提出的，他骂俄国的知识阶级，也骂中国的知识阶级，中国人于是也骂起知识阶级来了；后来便要打倒知识阶级，再利害一点，甚至于要杀知识阶级了。知识就仿佛是罪恶，但是一方面虽有人骂知识阶级；一方面却又有人以北自豪：这种情形是中国所特有的，所谓俄国的知识阶级，其实与中国的不同，俄国当革命以前，社会上还欢迎知识阶级。为什么要欢迎呢？因为他确能替平民抱不平，把平民的苦痛告诉大众。他为什么能把平民的苦痛说出来？因为他与平民接近，或自身就是平民。几年前有一位中国大学教授，他很奇怪，为什么有人要描写一个车夫的事情，〔４〕这就因为大学教授一向住在高大的洋房里，不明白平民的生活。欧洲的著作家往往是平民出身，（欧洲人虽出身穷苦，而也做文章；这因为他们的文字容易写，中国的文字却不容易写了。）所以也同样的感受到平民的苦痛，当然能痛痛快快写出来为平民说话，因此平民以为知识阶级对于自身是有益的；于是赞成他，到处都欢迎他，但是他们既受此荣誉，地位就增高了，而同时却把平民忘记了，变成一种特别的阶级。那时他们自以为了不得，到阔人家里去宴会，钱也多了，房子东西都要好的，终于与平民远远的离开了。他享受了高贵的生活，就记不起从前一切的贫苦生活了。——所以请诸位不要拍手，拍了手把我的地位一提高，我就要忘记了说话的。他不但不同情于平民或许还要压迫平民，以致变成了平民的敌人，现在贵族阶级不能存在；贵族的知识阶级当然也不能站住了，这是知识阶级缺点之一。
还有知识阶级不可免避的运命，在革命时代是注重实行的，动的；思想还在其次，直白地说：或者倒有害。至少我个人的意见如此的。唐朝奸臣李林甫有一次看兵操练很勇敢，就有人对着他称赞。他说：“兵好是好，可是无思想，”这话很不差。〔５〕因为兵之所以勇敢，就在没有思想，要是有了思想，就会没有勇气了。现在倘叫我去当兵，要我去革命，我一定不去，因为明白了利害是非，就难于实行了。有知识的人，讲讲柏拉图（Ｐｌａｔｏ）讲讲苏格拉底（Ｓｏｃｒａｔｅｓ）〔６〕是不会有危险的。讲柏拉图可以讲一年，讲苏格拉底可以讲三年，他很可以安安稳稳地活下去，但要他去干危险的事情，那就很费踟踌。譬如中国人，凡是做文章，总说“有利然而又有弊”，这最足以代表知识阶级的思想。其实无论什么都是有弊的，就是吃饭也是有弊的，它能滋养我们这方面是有利的；但是一方面使我们消化器官疲乏，那就不好而有弊了。假使做事要面面顾到，那就什么事都不能做了。
还有，知识阶级对于别人的行动，往往以为这样也不好，那样也不好。先前俄国皇帝杀革命党，他们反对皇帝；后来革命党杀皇族，他们也起来反对。问他怎么才好呢？他们也没办法。所以在皇帝时代他们吃苦，在革命时代他们也吃苦，这实在是他们本身的缺点。
所以我想，知识阶级能否存在还是个问题。知识和强有力是冲突的，不能并立的；强有力不许人民有自由思想，因为这能使能力分散，在动物界有很显的例；猴子的社会是最专制的，猴王说一声走，猴子都走了。在原始时代酋长的命令是不能反对的，无怀疑的，在那时酋长带领着群众并吞衰小的部落；于是部落渐渐的大了，团体也大了。一个人就不能支配了。因为各个人思想发达了，各人的思想不一，民族的思想就不能统一，于是命令不行，团体的力量减小，而渐趋灭亡。在古时野蛮民族常侵略文明很发达的民族，在历史上常见的。现在知识阶级在国内的弊病，正与古时一样。英国罗素（Ｒｕｓｓｅｌ）〔７〕法国罗曼罗兰（Ｒ．Ｒｏｌｌａｎｄ）〔８〕反对欧战，大家以为他们了不起，其实幸而他们的话没有实行，否则，德国早已打进英国和法国了；因为德国如不能同时实行非战，是没有办法的。俄国托尔斯泰（Ｔｏｌｓｔｏｉ）的无抵抗主义之所以不能实行，也是这个原因。他不主张以恶报恶的，他的意思是皇帝叫我们去当兵，我们不去当兵。叫警察去捉，他不去；叫刽子手去杀，他不去杀，大家都不听皇帝的命令，他也没有兴趣；那末做皇帝也无聊起来，天下也就太平了。然而如果一部分的人偏听皇帝的话，那就不行。
我从前也很想做皇帝，后来在北京去看到宫殿的房子都是一个刻板的格式，觉得无聊极了。所以我皇帝也不想做了。做人的趣味在和许多朋友有趣的谈天，热烈的讨论。做了皇帝，口出一声，臣民都下跪，只有不绝声的Ｙｅｓ〔９〕，Ｙｅｓ，那有什么趣味？但是还有人做皇帝，因为他和外界隔绝，不知外面还有世界！
总之，思想一自由，能力要减少，民族就站不住，他的自身也站不住了！现在思想自由和生存还有冲突，这是知识阶级本身的缺点。
然而知识阶级将怎么样呢？还是在指挥刀下听令行动，还是发表倾向民众的思想呢？要是发表意见，就要想到什么就说什么。真的知识阶级是不顾利害的，如想到种种利害，就是假的，冒充的知识阶级；只是假知识阶级的寿命倒比较长一点。像今天发表这个主张，明天发表那个意见的人，思想似乎天天在进步；只是真的知识阶级的进步，决不能如此快的。不过他们对于社会永不会满意的，所感受的永远是痛苦，所看到的永远是缺点，他们预备着将来的牺牲，社会也因为有了他们而热闹，不过他的本身——心身方面总是苦痛的；因为这也是旧式社会传下来的遗物。至于诸君，是与旧的不同，是二十世纪初叶青年，如在劳动大学一方读书，一方做工，这是新的境遇；或许可以造成新的局面，但是环境是老样子，着着逼人堕落，倘不与这老社会奋斗，还是要回到老路上去的。
譬如从前我在学生时代不吸烟，不吃酒，不打牌，没有一点嗜好；后来当了教员，有人发传单说我抽鸦片。我很气，但并不辩明，为要报复他们，前年我在陕西就真的抽一回鸦片，看他们怎样？此次来上海有人在报纸上说我来开书店；又有人说我每年版税有一万多元。但是我也并不辩明；但曾经自己想，与其负空名，倒不如真的去赚这许多进款。
还有一层，最可怕的情形，就是比较新的思想运动起来时，如与社会无关，作为空谈，那是不要紧的，这也是专制时代所以能容知识阶级存在的原故。因为痛哭流泪与实际是没有关系的，只是思想运动变成实际的社会运动时，那就危险了。往往反为旧势力所扑灭。中国现在也是如此，这现象，革新的人称之为“反动”。我在文艺史上，却找到一个好名辞，就是Ｒｅｎａｉｓｓａｎｃｅ〔１０〕，在意大利文艺复兴的意义，是把古时好的东西复活，将现存的坏的东西压倒，因为那时候思想太专制腐败了，在古时代确实有些比较好的；因此后来得到了社会上的信仰。现在中国顽固派的复古，把孔子礼教都拉出来了，但是他们拉出来的是好的么？如果是不好的，就是反动，倒退，以后恐怕是倒退的时代了。
[ 本帖最后由 zhaohui252 于 2007-8-23 21:47 编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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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haohui252
发布于2007-08-23 21:46: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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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中国人现在胆子格外小了，这是受了共产党的影响。人一听到俄罗斯，一看见红色，就吓得一跳；一听到新思想，一看到俄国的小说，更其害怕，对于较特别的思想，较新思想尤其丧心发抖，总要仔仔细细底想，这有没有变成共产党思想的可能性？！这样的害怕，一动也不敢动，怎样能够有进步呢？这实在是没有力量的表示，比如我们吃东西，吃就吃，若是左思右想，吃牛肉怕不消化，喝茶时又要怀疑，那就不行了，——老年人才是如此；有力量，有自信力的人是不至于此的。虽是西洋文明罢，我们能吸收时，就是西洋文明也变成我们自己的了。好像吃牛肉一样，决不会吃了牛肉自己也即变成牛肉的，要是如此胆小，那真是衰弱的知识阶级了，不衰弱的知识阶级，尚且对于将来的存在不能确定；而衰弱的知识阶级是必定要灭亡的。从前或许有，将来一定不能存在的。
现在比较安全一点的，还有一条路，是不做时评而做艺术家。要为艺术而艺术〔１１〕。住在“象牙之塔”〔１２〕里，目下自然要比别处平安。就我自己来说罢，——有人说我只会讲自己，这是真的。我先前独自住在厦门大学的一所静寂的大洋房里；到了晚上，我总是孤思默想，想到一切，想到世界怎样，人类怎样，我静静地思想时，自己以为很了不得的样子；但是给蚊子一咬，跳了一跳，把世界人类的大问题全然忘了，离不开的还是我本身。
就我自己说起来，是早就有人劝我不要发议论，不要做杂感，你还是创作去吧！因为做了创作在世界史上有名字，做杂感是没有名字的。其实就是我不做杂感，世界史上，还是没有名字的，这得声明一句，是：这些劝我做创作，不要写杂感的人们之中，有几个是别有用意，是被我骂过的。所以要我不再做杂感。但是我不听他，因此在北京终于站不住了，不得不躲到厦门的图书馆上去了。
艺术家住在象牙塔中，固然比较地安全，但可惜还是安全不到底。秦始皇，汉武帝想成仙，终于没有成功而死了。危险的临头虽然可怕，但别的运命说不定，“人生必死”的运命却无法逃避，所以危险也仿佛用不着害怕似的。但我并不想劝青年得到危险，也不劝他人去做牺牲，说为社会死了名望好，高巍巍的镌起铜像来。自己活着的人没有劝别人去死的权利，假使你自己以为死是好的，那末请你自己先去死吧。诸君中恐有钱人不多罢。那末，我们穷人唯一的资本就是生命。以生命来投资，为社会做一点事，总得多赚一点利才好；以生命来做利息小的牺牲，是不值得的。所以我从来不叫人去牺牲，但也不要再爬进象牙之塔和知识阶级里去了，我以为是最稳当的一条路。
至于有一班从外国留学回来，自称知识阶级，以为中国没有他们就要灭亡的，却不在我所论之内，像这样的知识阶级，我还不知道是些今天的说话很没今天的说话很没有伦次，望诸君原谅！
EE
〔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七年十一月上海劳动大学《劳大周刊》第五期，是鲁迅在该校讲演的记录稿。由黄河清记录，发表前经过鲁迅校阅。
上海劳动大学，以国民党西山会议派为背景，标榜无政府主义的一所半工半读学校，分农学院、工学院、社会科学院三部。一九二七年创办，一九三三年停办。
〔２〕易先生即易培基（１８８０—１９３７），字寅村，湖南长沙人。一九二四年十一月、一九二五年十二月两次担任短时期的北洋政府教育总长。他支持北京女子师范大学学生运动，该校复校后曾兼任校长。一九二七年任上海劳动大学校长。
〔３〕“知识阶级及其使命”俄国作家爱罗先珂在北京的一次讲演的题目。记录稿最初连载于一九二二年三月六日、七日《晨报副刊》，题为《知识阶级的使命》。
〔４〕指东南大学教授吴宓。参看《二心集·上海文艺之一瞥》。〔５〕李林甫疑为许敬宗之误。唐代刘輖《隋唐嘉话》卷中：“太宗之征辽，作飞梯临其城。有应募为梯首，城中矢石如雨，而竞为先登。英公指谓中书舍人许敬宗曰：‘此人岂不大健？’敬宗曰：‘健即大健，要是不解思量。’”
〔６〕苏格拉底（前４６９—前３９９）古希腊哲学家。〔７〕罗素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他反对英国参战，因而被解除剑桥大学教职；之后又因反对征兵，被判监禁四个月。〔８〕罗曼罗兰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他曾发表《站在斗争之上》等文，反对帝国主义战争。
〔９〕Ｙｅｓ英语：是。
〔１０〕Ｒｅｎａｉｓｓａｎｃｅ英语：文艺复兴。十四至十五世纪兴起的西方新兴资产阶级反对封建主义和宗教神权的思想文化运动。最初开始于意大利，后来扩及德、法、英、荷等欧洲国家。这个运动以复兴久被泯没的古希腊、罗马文化为口号，因而得名。
〔１１〕为艺术而艺术最早由法国作家戈蒂叶（１８１１—１８７２）提出的一种资产阶级文艺观。它认为艺术应该超越一切功利而存在，创作的目的在于艺术本身，与社会政治无关。
〔２〕“象牙之塔”原是法国文艺批评家圣·佩韦（１８０４—１８６９）批评同时代消极浪漫主义诗人维尼的用语，后来用以比喻脱离现实的文艺家的小天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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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haohui252
发布于2007-08-23 21:48: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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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艺与政治的歧途
——1927年12月21日在上海暨南大学讲
我是不大出来讲演的；今天到此地来，不过因为说过了好几次，来讲一回也算了却一件事。我所以不出来讲演，一则没有什么意见可讲，二则刚才这位先生说过，在座的很多读过我的书，我更不能讲什么。书上的人大概比实物好一点，《红楼梦》〔２〕里面的人物，像贾宝玉林黛玉这些人物，都使我有异样的同情；后来，考究一些当时的事实，到北京后，看看梅兰芳姜妙香〔３〕扮的贾宝玉林黛玉，觉得并不怎样高明。
我没有整篇的鸿论，也没有高明的见解，只能讲讲我近来所想到的。我每每觉到文艺和政治时时在冲突之中，文艺和革命原不是相反的，两者之间，倒有不安于现状的同一。惟政治是要维持现状，自然和不安于现状的文艺处在不同的方向。不过不满意现状的文艺，直到十九世纪以后才兴起来，只有一段短短历史。政治家最不喜欢人家反抗他的意见，最不喜欢人家要想，要开口。而从前的社会也的确没有人想过什么，又没有人开过口。且看动物中的猴子，它们自有它们的首领；首领要它们怎样，它们就怎样。在部落里，他们有一个酋长，他们跟着酋长走，酋长的吩咐，就是他们的标准。酋长要他们死，也只好去死。那时没有什么文艺，即使有，也不过赞美上帝（还没有后人所谓Ｇｏｄ〔４〕那么玄妙）罢了！那里会有自由思想？后来，一个部落一个部落你吃我吞，渐渐扩大起来，所谓大国，就是吞吃那多多少少的小部落；一到了大国，内部情形就复杂得多，夹着许多不同的思想，许多不同的问题。这时，文艺也起来了，和政治不断地冲突；政治想维系现状使它统一，文艺催促社会进化使它渐渐分离；文艺虽使社会分裂，但是社会这样才进步起来。文艺既然是政治家的眼中钉，那就不免被挤出去。外国许多文学家，在本国站不住脚，相率亡命到别个国度去；这个方法，就是“逃”。要是逃不掉，那就被杀掉，割掉他的头；割掉头那是最好的方法，既不会开口，又不会想了。俄国许多文学家，受到这个结果，还有许多充军到冰雪的西伯利亚去。
有一派讲文艺的，主张离开人生，讲些月呀花呀鸟呀的话（在中国又不同，有国粹的道德，连花呀月呀都不许讲，当作别论），或者专讲“梦”，专讲些将来的社会，不要讲得太近。这种文学家，他们都躲在象牙之塔〔５〕里面；但是“象牙之塔”毕竟不能住得很长久的呀！象牙之塔总是要安放在人间，就免不掉还要受政治的压迫。打起仗来，就不能不逃开去。北京有一班文人〔６〕，顶看不起描写社会的文学家，他们想，小说里面连车夫的生活都可以写进去，岂不把小说应该写才子佳人一首诗生爱情的定律都打破了吗？现在呢，他们也不能做高尚的文学家了，还是要逃到南边来；“象牙之塔”的窗子里，到底没有一块一块面包递进来的呀！
等到这些文学家也逃出来了，其他文学家早已死的死，逃的逃了。别的文学家，对于现状早感到不满意，又不能不反对，不能不开口，“反对”“开口”就是有他们的下场。我以为文艺大概由于现在生活的感受，亲身所感到的，便影印到文艺中去。挪威有一文学家〔７〕，他描写肚子饿，写了一本书，这是依他所经验的写的。对于人生的经验，别的且不说，“肚子饿”这件事，要是欢喜，便可以试试看，只要两天不吃饭，饭的香味便会是一个特别的诱惑；要是走过街上饭铺子门口，更会觉得这个香味一阵阵冲到鼻子来。我们有钱的时候，用几个钱不算什么；直到没有钱，一个钱都有它的意味。那本描写肚子饿的书里，它说起那人饿得久了，看见路人个个是仇人，即是穿一件单褂子的，在他眼里也见得那是骄傲。我记起我自己曾经写过这样一个人，他身边什么都光了，时常抽开抽屉看看，看角上边上可以找到什么；路上一处一处去找，看有什么可以找得到；这个情形，我自己是体验过来的。
从生活窘迫过来的人，一到了有钱，容易变成两种情形：一种是理想世界，替处同一境遇的人着想，便成为人道主义；一种是什么都是自己挣起来，从前的遭遇，使他觉得什么都是冷酷，便流为个人主义。我们中国大概是变成个人主义者多。主张人道主义的，要想替穷人想想法子，改变改变现状，在政治家眼里，倒还不如个人主义的好；所以人道主义者和政治家就有冲突。俄国文学家托尔斯泰〔８〕讲人道主义，反对战争，写过三册很厚的小说——那部《战争与和平》，他自己是个贵族，却是经过战场的生活，他感到战争是怎么一个惨痛。尤其是他一临到长官的铁板前（战场上重要军官都有铁板挡住枪弹），更有刺心的痛楚。而他又眼见他的朋友们，很多在战场上牺牲掉。战争的结果，也可以变成两种态度：一种是英雄，他见别人死的死伤的伤，只有他健存，自己就觉得怎样了不得，这么那么夸耀战场上的威雄。一种是变成反对战争的，希望世界上不要再打仗了。托尔斯泰便是后一种，主张用无抵抗主义来消灭战争。他这么主张，政府自然讨厌他；反对战争，和俄皇的侵掠欲望冲突；主张无抵抗主义，叫兵士不替皇帝打仗，警察不替皇帝执法，审判官不替皇帝裁判，大家都不去捧皇帝；皇帝是全要人捧的，没有人捧，还成什么皇帝，更和政治相冲突。这种文学家出来，对于社会现状不满意，这样批评，那样批评，弄得社会上个个都自己觉到，都不安起来，自然非杀头不可。
但是，文艺家的话其实还是社会的话，他不过感觉灵敏，早感到早说出来（有时，他说得太早，连社会也反对他，也排轧他）。譬如我们学兵式体操，行举枪礼，照规矩口令是“举……枪”这般叫，一定要等“枪”字令下，才可以举起。有些人却是一听到“举”字便举起来，叫口令的要罚他，说他做错。文艺家在社会上正是这样；他说得早一点，大家都讨厌他。政治家认定文学家是社会扰乱的煽动者，心想杀掉他，社会就可平安。殊不知杀了文学家，社会还是要革命；俄国的文学家被杀掉的充军的不在少数，革命的火焰不是到处燃着吗？文学家生前大概不能得到社会的同情，潦倒地过了一生，直到死后四五十年，才为社会所认识，大家大闹起来。政治家因此更厌恶文学家，以为文学家早就种下大祸根；政治家想不准大家思想，而那野蛮时代早已过去了。在座诸位的见解，我虽然不知道；据我推测，一定和政治家是不相同；政治家既永远怪文艺家破坏他们的统一，偏见如此，所以我从来不肯和政治家去说。
到了后来，社会终于变动了；文艺家先时讲的话，渐渐大家都记起来了，大家都赞成他，恭维他是先知先觉。虽是他活的时候，怎样受过社会的奚落。刚才我来讲演，大家一阵子拍手，这拍手就见得我并不怎样伟大；那拍手是很危险的东西，拍了手或者使我自以为伟大不再向前了，所以还是不拍手的好。上面我讲过，文学家是感觉灵敏了一点，许多观念，文学家早感到了，社会还没有感到。譬如今天××先生穿了皮袍，我还只穿棉袍；××先生对于天寒的感觉比我灵。再过一月，也许我也感到非穿皮袍不可，在天气上的感觉，相差到一个月，在思想上的感觉就得相差到三四十年。这个话，我这么讲，也有许多文学家在反对。我在广东，曾经批评一个革命文学家〔９〕——现在的广东，是非革命文学不能算做文学的，是非“打打打，杀杀杀，革革革，命命命”，不能算做革命文学的——我以为革命并不能和文学连在一块儿，虽然文学中也有文学革命。但做文学的人总得闲定一点，正在革命中，那有功夫做文学。我们且想想：在生活困乏中，一面拉车，一面“之乎者也”，到底不大便当。古人虽有种田做诗的，那一定不是自己在种田；雇了几个人替他种田，他才能吟他的诗；真要种田，就没有功夫做诗。革命时候也是一样；正在革命，那有功夫做诗？我有几个学生，在打陈炯明〔１０〕时候，他们都在战场；我读了他们的来信，只见他们的字与词一封一封生疏下去。俄国革命以后，拿了面包票排了队一排一排去领面包；这时，国家既不管你什么文学家艺术家雕刻家；大家连想面包都来不及，那有功夫去想文学？等到有了文学，革命早成功了。革命成功以后，闲空了一点；有人恭维革命，有人颂扬革命，这已不是革命文学。他们恭维革命颂扬革命，就是颂扬有权力者，和革命有什么关系？
[ 本帖最后由 zhaohui252 于 2007-8-23 21:50 编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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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haohui252
发布于2007-08-23 21:49: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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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也许有感觉灵敏的文学家，又感到现状的不满意，又要出来开口。从前文艺家的话，政治革命家原是赞同过；直到革命成功，政治家把从前所反对那些人用过的老法子重新采用起来，在文艺家仍不免于不满意，又非被排轧出去不可，或是割掉他的头。割掉他的头，前面我讲过，那是顶好的法子*，——从十九世纪到现在，世界文艺的趋势*蠖既绱恕十九世纪以后的文艺，和十八世纪以前的文艺大不相同。十八世纪的英国小说，它的目的就在供给太太小姐们的消遣，所讲的都是愉快风趣的话。十九世纪的后半世纪，完全变成和人生问题发生密切关系。我们看了，总觉得十二分的不舒服，可是我们还得气也不透地看下去。这因为以前的文艺，好像写别一个社会，我们只要鉴赏；现在的文艺，就在写我们自己的社会，连我们自己也写进去；在小说里可以发见社会，也可以发见我们自己；以前的文艺，如隔岸观火，没有什么切身关系；现在的文艺，连自己也烧在这里面，自己一定深深感觉到；一到自己感觉到，一定要参加到社会去！
十九世纪，可以说是一个革命的时代；所谓革命，那不安于现在，不满意于现状的都是。文艺催促旧的渐渐消灭的也是革命（旧的消灭，新的才能产生），而文学家的命运并不因自己参加过革命而有一样改变，还是处处碰钉子。现在革命的势力已经到了徐州〔１１〕，在徐州以北文学家原站不住脚；在徐州以南，文学家还是站不住脚，即共了产，文学家还是站不住脚。革命文学家和革命家竟可说完全两件事。诋斥军阀怎样怎样不合理，是革命文学家；打倒军阀是革命家；孙传芳〔１２〕所以赶走，是革命家用炮轰掉的，决不是革命文艺家做了几句“孙传芳呀，我们要赶掉你呀”的文章赶掉的。在革命的时候，文学家都在做一个梦，以为革命成功将有怎样怎样一个世界；革命以后，他看看现实全不是那么一回事，于是他又要吃苦了。照他们这样叫，啼，哭都不成功；向前不成功，向后也不成功，理想和现实不一致，这是注定的运命；正如你们从《呐喊》上看出的鲁迅和讲坛上的鲁迅并不一致；或许大家以为我穿洋服头发分开，我却没有穿洋服，头发也这样短短的。所以以革命文学自命的，一定不是革命文学，世间那有满意现状的革命文学？除了吃麻醉药！苏俄革命以前，有两个文学家，叶遂宁和梭波里〔１３〕，他们都讴歌过革命，直到后来，他们还是碰死在自己所讴歌希望的现实碑上，那时，苏维埃是成立了！
不过，社会太寂寞了，有这样的人，才觉得有趣些。人类是欢喜看看戏的，文学家自己来做戏给人家看，或是绑出去砍头，或是在最近墙脚下枪毙，都可以热闹一下子。且如上海巡捕用棒打人，大家围着去看，他们自己虽然不愿意挨打，但看见人家挨打，倒觉得颇有趣的。文学家便是用自己的皮肉在挨打的啦！
今天所讲的，就是这么一点点，给它一个题目，叫做……《文艺与政治的歧途》。
〔１〕本篇记录稿最初发表于一九二八年一月二十九日、三十日上海《新闻报·学海》第一八二、一八三期，署周鲁迅讲，刘率真记。收入本书时经过作者校阅。
〔２〕《红楼梦》长篇小说，清代曹雪芹著。通行本为一二○回，后四十回一般认为是高鹗续作。
〔３〕梅兰芳（１８９４—１９６１）名澜，字畹华，江苏泰州人，京剧艺术家。姜妙香，北京人，京剧演员，他们二人自一九一六年起同台演出《黛玉葬花》。
〔４〕Ｇｏｄ英语：上帝。
〔５〕象牙之塔原是法国十九世纪文艺评论家圣佩韦（１８０４—１８６９）批评同时代消极浪漫主义诗人维尼的用语，后来用以比喻脱离现实生活的文艺家的小天地。
〔６〕指新月社的一些人。梁实秋在一九二六年三月二十七日《晨报副刊》发表的《现代中国文学之浪漫的趋势》中说：“近年来新诗中产出了一个‘人力车夫派’。这一派是专门为人力车夫抱不平，以为神圣的人力车夫被经济制度压迫过甚，……其实人力车夫……既没有什么可怜恤的，更没有什么可赞美。”
〔７〕指汉姆生，参看《集外集拾遗·哈谟生的几句话》及其注〔１〕。他曾当过水手、木工，创作长篇小说《饥饿》，于一九二○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金。
〔８〕托尔斯泰即列夫·托尔斯泰（Q．^．bTIVTZ，１８２８—１９１０），俄国作家。出身于贵族地主家庭。他的作品无情地揭露沙皇制度和资本主义势力的种种罪恶，同时又宣扬道德的自我完善和“不用暴力抵抗邪恶”。著有长篇小说《战争与和平》、《安娜·卡列尼娜》、《复活》等。《战争与和平》是他以一八一二年拿破仑入侵俄国为题材的长篇小说，写于一八六三年至一八六九年。
〔９〕指吴稚晖。参看《而已集·革命文学》。〔１０〕陈Y明（１８７５—１*梗常常∽志捍妫愣７崛耍愣А一九二五年所部被广东革命军消灭。鲁迅的学生李秉中等曾参加讨伐陈Y明的战争。鲁迅在一九二六年六月十七日致李秉中信中说：*罢庖年来，不闻消息，我可是历来没有忘记，但常有两种推测，一是在东江负伤或战死了，一是你已经变了一个武人，不再写字，因为去年你从梅县给我的信，内中已很有几个空白及没有写全的字了。”〔１１〕革命的势力到了徐州蒋介石叛变革命后仍打着“北伐革命”的旗帜，于一九二七年十二月十六日占领徐州。〔１２〕孙传芳（１８８５—１９３５）字馨远，山东历城人。北洋直系军阀。一九二五年盘踞东南五省，一九二六年冬，其主力在江西南昌、九江一带被北伐军击溃。
〔１３〕叶遂宁（`．_．cIMUJU，１８９５—１９２５）通译叶赛宁，苏联诗人。他以描写宗法制度下田园生活的抒情诗著称。十月革命时曾向往革命，写过一些赞美革命的诗，如《天上的鼓手》等。但革命后陷入苦闷，最后自杀。著有长诗《四旬祭》、《苏维埃俄罗斯》等。梭波里（_．`．TdTL，１８８８—１９２６），苏联作家。十月革命后曾接近革命，但终因不满于现实生活而自杀。著有长篇小说《尘土》，短篇小说集《樱桃开花的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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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uguangworld
发布于2008-08-10 16:33: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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呵呵，来看看那……
很喜欢演讲，之前也演讲过关于鲁迅的《遥望灯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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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haohui252
发布于2008-08-11 01:11: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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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刚发现好多字体又变小了，这个演讲系列还没有发完，过两天会抽时间补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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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更新时间: 2008-09-2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