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我们所训练出来的学生，律师、医生等技术都是一流的，但是独缺人文素养，你会不会很不安呢？　　●如果我们意识到问题之所在，加深人文精神的培养，岂不更要成为教育的首要目标呢？　　来到港大之前，我对港大一无所知。这份一无所知，属于“台湾人对香港无知，香港人对台湾无知”的整体“无知”结构里。为什么两个地理位置如此接近、历史关系如此密切，却又如此疏远，彼此努力漠视对方，是另一个话题。我想从我对港大的“发现”谈起。　　“冷血”的张爱玲　　我的研究室在仪礼堂，紧邻着梅堂，是两座1914年的古典红砖...

一九一九年一月二十五日，时任北大图书馆助理员毛泽东参加了刚成立的北京大学哲学研究会，二月又参加了北大的新闻研究会，并经常在北大旁听和拜访著名教授。这时，他还基本是维持他上年从湖南一师毕业时的想法，即要潜心思想学术若干年，做“有本”之人，再徐图自我实现的理想。但五四运动爆发，一切改观。运动提供了一个广阔的舞台，为具有卓越的组织动员能力的毛泽东提供了机会，他组织了长沙学生总罢课。他参与恢复湖南学联并主编会刊《湘江评论》，并在上面发表了四十多篇文章，尤其在七月十四日的创刊号上，他一个人就发表了...

谋事在人，成事在天——回望戊戌变法110年傅国涌 1898年，光绪帝还不到而立之年，平心而论，他确是一位有抱负的青年君主，但他手中没有足够的权力，至少没有改写历史、扭转文明航向的实权。但这并不意味着他必败无疑，如果参与维新变法的大臣志士运筹好了，稳健地推动渐进的变革，逐渐化劣势为优势，虽说成事在天，毕竟谋事在人。从当时的情况看，论天时，危机感笼罩之下，为民族谋出路，得人心，许多士大夫都支持变革，至少慈禧太后一开始并不反对变法，否则，一百天都不可能。论地利，至少在湖南有陈宝箴这样坚定的维新派，湖北的张...

邹检测：从理论到改革徐瑾1980年夏天，刚届知天命之年的邹至庄以讲学为由第一次拜访中国大陆。邹时任普林斯顿大学计量经济研究中心主任，他的成名作邹检测（CHOW TEST）已经发表二十年，此时离他去国离乡已过三十载，而大陆的改革开放进行不到两年。 那一年北京天气颇热，开课选在颐和园，下面黑鸦鸦坐了一百多名各地学员，最老的超过六十岁，年轻也超过三十年。此行邹至庄日程颇满，他马不停蹄拜会了国务院副总理姚依林，当时社科院副院长马洪、于光远、刘国光等人。他刚回到美国，就从新闻上得知刚与他会过面的姚依林在人代会...

中国文化处于阵痛中 经济观察报：你父亲那一代人献身理想主义，你自己也一度在理想主义的鼓舞下“上山下乡”。回首历史，你是否有一种虚无之感？邓晓芒：无数人献身理想主义，结果却结出一个怪胎。这个不是哪一个人的罪过，而是一个民族的惯性思维模式造成的。纵观半个世纪以来的种种运动、风波，追根溯源，都可以追溯到民族的思维方式、文化模式。在分析社会制度发展原因的时候，只追究个人的责任是很肤浅的，必须要考虑到文化背景。经济观察报：你的意思是说，不能够用道德谴责来代替理性的分析？邓晓芒：道德谴责是不够的，...

我是2004年2月调到北大社会学系的。已经记不得多少次了，朋友们让我谈谈对北大的印象。我心口如一：我哪里了解北大，它是庞然大物，我是边缘侏儒，我只在有限的程度上了解我的一些学生。但是以后的经历却使我深深疑惑：校内各级领导都了解北大吗？我们所知道的事情他们都清楚吗？经过各自主客观上的微妙组合，每个北大人都有自己对北大的印象。中心的人未必没有盲点，边缘的人未必没有洞见。一个基层教师可能见木不见林，一个全局领导者可能失去了细微和纵深。普通教师的积极态度就是利用一切机会谈自己的印象，发自己的牢骚。它是一个...

文革落幕，法学重生，不知不觉已逾“而立”。三十年于人生、于学术积累与变革，不算短了。今天我们来回顾和展望，我首先想到两点常见的误会，可以敲敲，做个引子。第一，是说法学是“经世致用”的，法学院应当偏重职业技能训练。因此就拿实务部门的一些指标来衡量，结果如何可想而知；课本上的概念定义学理分析，也仿佛仅仅是纸上谈兵、教条主义了。其实职业技能，例如博大精深的“关系学”，哪里是纸上谈得清楚的？所以叫作“实践理性”，要人去实践中摸索、掌握。再如律师接案子办案子的手段、法官“背对背”调解纠纷的分寸，只能让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