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能阻止大萧条吗 ——专访美联储主席本·伯南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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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一篇 2008-01-28 10:17: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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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能阻止大萧条吗
《财富时报》世界版
罗格·洛文斯坦/文
本·伯南克第一次接触货币政策是在他读诺贝尔奖得主米尔顿·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的著作时。那是30年前的事了，当时伯南克还是麻省理工学院（M.I.T.）的一名研究生，从那之后，他就一直在研究中央银行。到2005年底布什总统提名他参选联邦储备委员会（the Federal Reserve）主席时，伯南克对中央银行的了解比任何在世的经济学家都要多。几乎对于每一个有意义的话题——比如，如何防止通货紧缩带来的恐慌，或者评估美联储的举措对股票价格的影响等——伯南克都写了有重大影响的论文进行阐述。他倡导改善美联储与公众的关系这一理念，而其前任艾伦·格林斯潘(Alan Greenspan)却总是跟公众打哑谜。他认为，美联储的宗旨变得更加清晰将更有助于经济的平稳运行。由于伯南克花费了大量时间研究大萧条的原因，所以在如何防止金融危机失控、防止其威胁整个经济体系方面，他是学术界的权威专家。他在《大萧条文集》中的一句话——“银行恐慌干扰信贷的正常流通，将会影响经济的实际运行状况”，在今天看来，特别有先见之明。
上任之初，伯南克就留下了令人耳目一新的谦逊的印象。他不愿意象格林斯潘那样被人看成奇迹，而希望做一个普通的技术专家。但是现在，他却真真切切地面临着这种危机。自从去年夏天开始，金融市场的彻底崩溃已经导致银行界和整个华尔街遭受了巨大的损失。虽然伯南克在应对此类危机上进行过系统地论述，但是迄今为止，他仍然无法恢复民众对市场的信心。尽管他坚信现代的预测模式，但是他没有能够预料到房主违约现象会突然急剧地增加，引发了这次影响深远的危机。他开出的“货币药方”，包括他在研究中津津乐道的一些工具，至今还没有使形势发生转机。
而且，伯南克试图加强美联储与民众的沟通不仅没有奏效，反而经常会使投资者感到困惑，一定程度上是因为他一再地改变未来利率的发展方向。据说，他心中的偶像——米尔顿·弗里德曼，曾经警告过优柔寡断的美联储，不要象“正在洗澡的傻瓜”一样，先是用热水冲，接着又用冷水冲。伯南克也和这样的傻瓜相差无几了。也许最糟糕的是，虽然成立于1913年的美联储的根本宗旨是制止市场恐慌，但是他却无法说服投资者们相信美联储能够胜任这项工作。“伯南克的行动严重滞后，”美林（Merry Lynch）公司北美首席经济学家大卫·罗森伯格（David Rosenberg）评价说。他是众多指责美联储对此次危机的回应力度不够的批评人士之一。
对于现年54岁的伯南克来说，这俨然已经成为一种与他在麻省理工学院所接受的截然不同的教育。但是，有充分的证据表明，他采取的正确措施远比错误的多得多。当前的危机是五年多来的投机炒卖住房和住房抵押贷款带来的恶果，快速的解决方法不一定能够奏效。而且，伯南克上任时，石油价格已经飙升至创纪录的每桶100美元，美元对欧元的汇率也已经创下新低，失业也已经呈现上升趋势。甚至连格林斯潘也表示，伯南克将要面临的一系列难题比他在任18年中所经历的任何难题都要棘手。
许多观察家，其中包括前财政部部长劳伦斯•萨默斯(Lawrence Summers)和其他一些看跌股市的股票交易商，认为美国可能已经陷入经济衰退之中。两周前公布的失业上升的消息，更加剧了人们的恐惧心理。白宫已经开始谈论提议进行救济的事情。就在最近，伯南克发出了迄今为止最清晰的信号，由17人组成的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Federal Open Market Committee）（该机构主要负责制定联邦的利率政策，伯南克任该机构主席）宣布将于本月底前降低利率。在一次讲话中，伯南克警告说，“经济增长下降的风险已经变得越来越明显，”他对经济形势作出的这一预测比他在此之前所作的预测更加黯淡。
然而，伯南克也有充分的理由担忧利率缓和过多带来的后果。通货膨胀率并没有象美联储预计的那样出现下降。（实际上，最近一直在上升。）而且，较低的利率吸引外国人不再投资以美元计价的投资项目，如政府债券，转而投资收益较高的货币。因此，利率的下降将有可能造成人们更加减少对美元的投资。
前一位面临通货膨胀和经济增长缓慢这种组合拳式的难题的美联储主席，也许非亚瑟•伯恩斯(Arthur Burns)末属了。他也是一位担任此职务的学术专家。理查德•尼克松总统担心过高的失业率可能会影响他1972年的再度当选，所以他叮嘱伯恩斯，要集中精力繁荣经济。“没有人会因为通货膨胀而失去选举，”尼克松自信地告诉他。于是，伯恩斯就按照尼克松的指示就做。最终的结果是通货膨胀无法控制，留给伯恩斯的也只能是失败的遗憾。
伯南克明白，他与当年的伯恩斯有着同样的潜在的影响力——也就是说，他有着强大的能力，足以影响今年的政治景观。民意调查显示，对于选民们来说，总统选举中最重要的事情就是经济（甚至比战争还重要）。经济衰退似乎是对布什政府政策的明确否定，更进一步来讲，是对共和党的否定。但是，那些了解伯南克的人说，他对政治不感兴趣。“他想让人们知道他是一位伟大的中央银行家，”他的亲密朋友，纽约大学的经济学教授马克•格特勒(Mark Gertler)说。“帮助政客的人是最臭名昭著的。”
与20世纪70年代相似的工资－物价螺旋形上涨①，不仅对于共和党人来说是一个政治梦魇，而且对于作为美联储主席的伯南克来说，也将是一个毁灭性的打击。随着石油和食品的价格飞速上涨，通货膨胀已经成为一个巨大的隐患。在过去的12个月中，居民消费价格指数飙升了4.3％——这是伯南克自己划定的可以承受的上限的两倍还要多。（广受关注的“核心”通涨率，其中不包括波动较大的食品和能源价格，并没有整体水平那么高，但是其增长幅度也比伯南克预测的要高。）
“我认为，伯南克现在的处境很困难，”保罗•沃尔克(paul volcker)告诉我说。沃尔克是格林斯潘的前任美联储主席，他非常艰难地征服了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初的严重通货膨胀。（他在1979年至1987年间担任美联储主席。）“市场上有太多的泡沫，而且持续的时间也太久了，”沃尔克补充说。“美联储并不能切实有效地控制局势。”
去年秋天，在全世界看起来，市场要将伯南克掀翻在地的时候，我在他的办公室里见到了他，进行了一次不宜公开报道的聊天。我们分坐在茶几两旁，从那里我可以看到，他案头上有一个布隆博格终端，一些从第一批联邦储备券中挑选出来的用框装裱的票据，布什总统的任命书和满书架的经济学著作。一个月后，我又一次进行访问，并在他的私人餐厅中和他一起共进午餐（伯南克要了火鸡和清蒸蔬菜）。接着，在伯南克的建议下，进行了第三次，也是最后一次采访，不过这次是电话采访。
伯南克的态度非常严肃，适合做一个学者，曾经希望将自己的整个职业生涯都花费在学术上。他有点害羞，看上去略感到不安，谈话时总是呆板地将双臂交叉放在胸前；在他递给我一本书时，手略微有点颤抖。在回答问题时，他面无表情，但是滔滔不绝而又言辞谨慎。
“目前的经济形势富有挑战性，”他同意说，“同时也是困难重重，信贷市场上有一系列非常棘手的问题。不过，我的优势在于拥有一个了不起的委员会”——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还有强大的人员支持做后盾，所以，我认为，我们能够很好地驾驭和了解当前的形势。”
在这些谦虚和爽快的话语背后，我们可以看出，伯南克的见地非同寻常，讲话留有余地。当他意识到次级抵押贷款危机的严重性时，已经为时已晚；当欧洲银行在八月份出现信贷问题时，美国的危机也进一步加剧，但是，从那之后，他已经能够谨慎地，富有创造性地应对危机。明年将有超过一百万的家庭可能会陷入丧失房产赎回权的境地，他需要使出浑身解数，充分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进行应对。“每一位中央银行的行长都会经历不同类型的考验，”以色列银行的总裁斯坦利·费舍尔(Stanley Fischer)说。他曾是伯南克在麻省理工学院读书时的论文指导老师。“一般来讲，通过及早进行考验，神灵可以对人进行鞭策。”不过，对伯南克的考验真是太非同一般了。
美联储的工具
美联储正面临两个非常明显的危险——一个是中期明显减缓的经济，另一个是短期的市场恐慌已经导致贷方（包括银行和投资者）收紧信贷额度，造成依赖短期借贷的银行和其他机构资金匮乏。
为了缓解当前的危机，美联储通过所谓的贴现窗口②(Discount Window)增加信贷，借款给私人银行。在其他事务中，联邦储备银行是一个银行——实际上是一个分支机构遍布全国的银行集团。通过贴现窗口贷款是美联储履行其未申明的任务的一种方式，这是银行家在出现危机时最后使用的杀手锏。
美联储还有两项法律赋予的正式使命：一项是促进“充分就业”（所以必须得防止经济出现衰退）；另一项当然是保持民众稳定的购买力，这一点通常被解读为将通胀率保持在可以控制的水平之内。民众普遍认为，对于经济本身，美联储有着极为强大的调控能力。这也正是格林斯潘的“含糊声明”（任何高深莫测的人都是在进行幕后操纵，或者诱使别人相信）给民众留下的印象。正如伯南克所指出的那样，对于美联储所能做的事情，公众有着很高的期望。实际上，对于众多促使经济运行的因素，比如生产力的提高、教育水平、商品价格不断走高或是走低等等，美联储所能起到的影响简直可以说是微乎其微。
美联储的能力主要表现在它对货币供应量的控制上。你可以想象一下，美联储是垄断全国银行市场的银行家。正常情况下，每个人手中有200美元，货币就能够正常流通。但是，当经济形势不景气，美联储可以刺激经济——可以将每个人手头上的钱数增加到300美元。或者，如果房价上涨过快，则可以减少货币的供应量。
当然，美联储并不会真正地去随意分发货币。它的主要货币杠杆是所谓的联邦基金利率③(federal funds rate)，该利率是美国银行间的隔夜拆款利率。
联邦公开市场委员并不是通过行政命令来“确定”联邦基金利率；现在的利率是4.25％，如果该机构想要降低利率，它会指示纽约联邦储备银行(New York Fed)向银行系统注入现金。纽约联邦储备银行以政府债券的形式放贷给主要经销商，以国库作担保。（相反，如果要紧缩利率，纽约联邦储备银行则进行借款操作。）这种扩大货币供应的权力是独一无二的。如果一家银行从另一家手中借贷，银行系统中的流动资金总量保持不变。只有中央银行——美联储——才有权印制新的货币。
联邦基金利率并不直接影响购车贷款的利率、杠杆收购或其他任何事情。但是，当联邦基金利率放缓时，这表明美联储已经向银行系统注入流动资金。由于银行能够对流动资金采取的唯一措施是进行放贷，所以活力旺盛的银行系统应该象人体中健康的心脏一样运行，不断地将信贷资金输送到经济生活中。
在沃尔克时代，美联储实行的政策是，增加或减少现金，直到银行总储备和支票账户（现在一般称为“货币供应量”）达到预期的水平。但是，随着金融系统的不断创新，比如经纪支票账户的出现，“货币”和其他金融资产之间的界限变得模糊，所以统计货币供应量变得十分困难。
所以，格林斯潘改变了美联储的调控方法。现在，美联储仅仅监控利率。如果美联储打算降低利率，它就不断地注入流动资金，直到银行作出反映，将隔夜拆款利率降低至目标水平。
在新世纪的前几年中，格林斯潘将联邦基金利率降低至1％，这是一个非常低的水平。之所以降低利率，在一定程度上是为了在网络产业惨败后，试图复苏经济。在弄清楚泡沫如何进行恶性循环之后，格林斯潘的降息措施极大地刺激了住宅产业的发展。需要特别指出的是，由于可调整利率抵押贷款④(Adjustable Rate Mortgage；ARMs)取决于短期利率，较低的利率为可调整利率抵押贷款的爆炸式发展铺平了道路，近期市场上普遍拖欠的就是这种贷款。
随着对抵押贷款需求的不断膨胀，银行开始开展一些高度不确定的借贷业务，包括未核实借款人的收入状况就签发抵押贷款。除了扮演调控货币的角色，美联储还是一个监管银行的联邦政府机构。虽然美联储一再得到警告，放贷标准越来越低，但是格林斯潘却对这些警告置之不理，以致随着投机性信贷的持续进行，在伯南克上任的第一年达到了顶峰。因此，对于美联储的两个主要责任领域——货币政策和监管政策——来说，看起来是由于美联储的懈怠导致了当前的混乱状况。伯南克不能完全接受这些批评，一方面是因为他认为，抵押贷款的混乱局面是由众多因素造成的，另一方面是因为，伯南克本人作为一个学者，非常蔑视那些事后诸葛式的判断。
伯南克的美联储
在如何运行美联储上，伯南克也表现出一定的书生气。通过赋予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的成员们更多的发言权，他在制定利率政策上显得更加民主化。在伯南克执教普林斯顿大学时，他的分权做法很有效果。但是，作为危机时刻美国经济风口浪尖上的人物，也许美联储的主席应该更有威严，阿兰•布林德（Alan Blinder）建议说。他曾经担任过美联储副主席，并且是伯南克在普林斯顿大学的同事。
格林斯潘沙皇般的作风给伯南克留下了挥之不去的阴影。而且，由于格林斯潘一直在促销他的回忆录，人们仍然能够看到他，所以他的影响还很难消失。格林斯潘在任时，总是能够在关键时刻获得委员会成员的一致支持，向国民展示了美联储的坚定决心，他也因此而闻名于世；而伯南克却差远了。有点让人感到尴尬的是，委员会中持不同观点的成员都对他表示不满。10月份时，一位委员投票反对伯南克降低利率；在12月，又有一位委员表示反对伯南克，因为他主张，利率降低的幅度应该比伯南克主张的幅度更大。
在伯南克的领导下，公开市场委员会的委员们都感觉比以前更自由，可以畅所欲言，而且他们也的确是这样做的。有时候，他们的自由言论听起来不甚和谐；费城联邦储备银行行长嚷嚷着要采取更加鹰派的政策，而波士顿美联储则主张鸽派政策。（在美联储用语中，鹰派表示收紧利率；而鸽派则表示缓和利率。）毫无疑问，华尔街也对这些不和谐的声音感到困惑。摩根大通(JPMorgan Chase)首席经济学家布鲁斯•卡斯曼(Bruce Kasman)认为，最近几个月中，市场已经多次没有弄明白美联储到底想说什么。
伯南克在公开市场委员会的一位同事承认，虽然他很佩服，但是他担心“民主”会在很大程度上消弱美联储对形势判断的敏锐性和该机构的领导能力。同时，伯南克将整个小组集合到一起（委员会的委员们都非常地尊敬他），最大程度地结合众家之言，然后梳理出多数人的意见，这是伯南克最大的优势。“他很善于听取别人的看法，然后进行总结，最后形成自己的看法，”费城联邦储备银行行长、委员会中的鹰派人物之一的查尔斯•普罗索（Charles Plosser）说。“他去说服吗？他仔细地听，进行总结。然后，他试图对我们应该做的事情作出决定。”
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在最好的时候也是一个臃肿过时的机构；它的成员包括在华盛顿的七位美联储理事（目前只有五位）和美联储下设的12个地区银行的行长。这些银行分散在里士满、克利夫兰等城市，1913年美联储成立时，这些城市都是全国的工业中心。
之所以采取象九头怪蛇一样的组织形式是因为，国家长期以来对高度集中的财政力量非常恐惧。在共和国建立之初，国会曾两度建立中央银行，但其规章制度最终失效。在整个19世纪，国家经常面临银行业恐慌。内战结束后，美国通过了金本位制⑤（the gold standard），但是因为没有中央银行，流通中的货币数量根据可利用的黄金供应量进行确定——这是一种不适合经济的非常严格的体制。市场对信贷的需要是可变的，比如，在秋季农作物开始上市时，货币的需求量相对就比较大。
1907年，美国经历了残酷的经济衰退，成千上万的银行倒闭。直到当时已经七十高龄，处于半退休状态的约翰·皮尔庞特·摩根（J. P. Morgan Sr.）亲自出马营救股市，这次恐慌才平息下来。这时，金融界的人士意识到，美国需要一个可以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进行求助的公共贷款人：中央银行。
保罗·沃伯格（Paul Warburg），出身于德国－犹太移民银行业家庭，对美国——他移民的国家——的原始的金融体系感到非常失望。所以，他与参议院财政委员会(Senate finance committee)主席尼尔森·W·奥尔德里奇(Nelson W. Aldrich)合作，建立了一个实验性的联盟。1910年，奥尔德里奇、沃伯格和一群其他的银行家在远离乔治亚州海岸线的吉柯岛（Jekyll Island），举行秘密集会，起草中央银行的成立计划。他们对记者们宣称他们去猎鸭。
民众对于金融家们，尤其是东海岸的银行家们，持高度的戒备之心，所以美联储有意识地进行设计，以减轻民众的忧虑。地区联邦储备银行是半自治的，特许这些银行成立自己的董事会，成员由当地社区居民推选产生，其中大部分不是银行家。政治权威在华盛顿通过法定程序产生，而美联储的资金是由遍布全国的私有银行捐赠的。
在最初的几十年里，美联储尚有能力提供弹性货币，但是却不愿意运用其权力去补充流动性资金，只是支持注入黄金，或者说资助所谓的“真实票据”——由工农业产品提供财力支持的有货币意义的纸张。30年代，美联储奉行这一政策，最终招致大祸临头。在大萧条时期，费城联邦储备银行行长哀叹道，“如果现在我们要增加流动资金，那无异于在人们不需要的时候提供信贷资金。”他警告说哪怕是一点点的“滋补品”——少量的额外流动资金——也可以帮助企业重新开始投资，雇佣工人。30年代中期，美联储确实采取了扩大货币供应量的措施，经济复苏随之出现，但是立即又进行紧缩，结果企业又一次倒闭。
早期的学术界将大萧条主要地归咎于华尔街上的投机者，认为他们对企业的过度膨胀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但是，米尔顿·弗里德曼和安娜·斯瓦茨(Anna Schwartz)则认为，是因为在经济收缩时，美联储没有能够充分扩大货币的供应量。现在这一观点被广泛接受，伯南克又为之增加了一个层面，强调银行的恐慌对加剧货币危机所起的关键作用。对于伯南克来说，大萧条时期是他学习技艺的独一无二的实验室，因为他喜欢这样一句话，“如果你想了解地震活动，那么你就去研究地震，而不要去研究震动。”
每年，伯南克都要多次为布什总统和切尼副总统补充资料，但是他非常珍视自己的政治独立性。在这一点上，伯南克与格林斯潘不同，对于与美联储的使命无关的经济问题，他尽量避免表明自己的立场。（唯一的例外是他声称自己“相信算术定律”，不太含蓄的反对布什支持的导致赤字出现的减税政策。）
在很大程度上，美联储的工作是需要缓解与白宫的紧张关系，这主要是因为美联储的双重任务（消除通货膨胀和促进经济增长）本身存在着矛盾。任何一任总统都不愿意看到通货膨胀出现，但是与此同时，大多数总统又希望降低利率。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Franklin D. Roosevelt）希望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提供廉价的资金，所以财政部长小亨利·摩根索（Henry Morgenthau, Jr.）干脆命令美联储以2.5％的固定比率购买国库券。这样做可以保持利率的稳定，却导致了战后的通货膨胀。
1951年通过的一项著名的协定将美联储从财政部中独立出来。当年，威廉‧麦克切斯尼‧马丁（William McChesney Martin Jr.）被任命为美联储主席。他与杜鲁门总统和其后继任的多位总统进行斗争，最终成为第一任独立的美联储主席。正是马丁宣布了美联储主席的工作是“在聚会就要开始时，拿走敲打的碗”——换句话说，就是在经济急速发展将要导致通货膨胀的时候，提高利率。也正是马丁创造了传奇般的故事：美联储主席可以决定大选的成败。1959年下半年，他收紧利率，导致1960年4月出现经济衰退。时任副总统并得到共和党总统提名的尼克松指责马丁，说他进行破坏活动，阻止他在11月当选总统。
在林登·约翰逊(Lyndon B. Johnson)继任总统后，马丁遭受到更强硬的压力，约翰逊曾经恫吓他，要他降低利率。对于所发生的事情，时任达拉斯联邦储备银行行长、曾经研究过这段历史的理查德·费希尔（Richard Fisher）提供的说法是，“林登把马丁带到他经营的牧场，让联邦密勤局（Secret Service）的工作人员离开房间。他打了马丁，并把他撞到了墙上，然后说，‘马丁，我的士兵在越南战场上浴血奋战，而你却不印制我所需要的钱。’”最终马丁妥协了。到1970年他退休时，通涨率为6％，有点让人担忧。不久之后，尼克松总统要求伯恩斯最大限度地提高就业率。说句公道话，虽然伯恩斯在工作上勤勤恳恳，却因为采用了被称为“菲利普曲线”的学术模型而遭受不可宽恕的责难。这一模型认为，低通涨率和经济增长是相互对立的矛盾体。如果想要提高就业率，就必须允许更高的通涨率。伯恩斯也正是这样做的。
到70年代末期，通货膨胀不仅是一种经济状况，更是一种心理状态。随着价格的不断上涨，工会要求提高生活水平，所以企业进一步提高价格。在通涨率保持两位数增长的情况下，吉米·卡特最终决定任命沃尔克担任美联储主席。沃尔克是一个超然的，身高六英尺七的职业公务员，看上去他总是喜欢半嚼着雪茄，讲一些让人难以理解的话语。能够让人理解的是，很显然，沃尔克决定打破通货膨胀的恶性循环。沃尔克大幅收紧货币供应量，以致联邦基金利率上涨到20％。这导致了严重的经济衰退。对于那些对利率十分敏感的行业及其工人来说，如房地产，情况尤为严重。“提高利率可不是开玩笑的事情，”沃尔克自己承认。闲散的建筑工人十分愤怒，以至于一些人甚至给他寄来了子弹。高利率让卡特总统付出了惨痛的代价。1980年9月，在卡特和罗纳德·里根的势均力敌的竞选中，沃尔克提高了贴现率⑥，这无异于给卡特总统判了“死刑”。十年后，老布什总统指责格林斯潘采取紧缩的货币政策，从而导致他的落选。
对于伯南克这一代来说，较高的通货膨胀仅是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一个小小的缩影。对于人们认识制造太多流动性资金的危险性来说，这是一个很客观的教训。米尔顿·弗里德曼再次改变了同行们的看法，这一次他认为，从长远来看，菲利普曲线是错误的。印制货币（或者用弗里德曼著名的俏皮话来说就是，从直升飞机上往下大捆大捆地扔钞票）仅能暂时地拉动经济增长。最初，随着货币供应量的增加，企业会雇佣更多的工人，生产更多的产品。经济会被“哄骗”得以更快的速度进行发展。但是一段时间之后，工人们会要求增加工资，公司则会抬高产品价格。较高的价格会再次给过热的经济降温。所以，印制货币的最终只会带来通货膨胀——在生产上没有任何增加。从长远来看，无论是美联储，还是任何人，都无法刺激经济更快地增长，只有“自然率”才能做到这一点。而自然率又取决于以下众多因素：生产力、人口变化、技术进步和出口需求等等。
因此，“通货膨胀将会带来工作机会”这句格言失效了。根据新的思想，较低的通货膨胀率与希望达到什么样的经济潜能相一致，甚至可以作为先决条件。这意味着，美联储主席和总统是站在同一个立场上的。比尔·克林顿采纳了这一思想，也就是说，他打破了先例，不再理会格林斯潘。只有在非常短期的情况下——也就是说，需要刺激经济时——美联储的两项任务才存在冲突。当然，因为总统选举是在短期内就能决定的事情，所以美联储作为政治斗争的潜在工具的功能，还是能够起作用的。
对于伯南克来说，这份工作的政治功能仅仅对他产生了一个轻微的震动。我们见面那一天，他刚与财政部长亨利·M·鲍尔森(Henry Paulson Jr.)共进早餐；前一天，他会见了众议院的一位女议员。（美联储就是国会的跟班，伯南克必须小心翼翼，以防疏远了国会。）几个月前，当参议员克里斯多夫·杜德（Christopher Dodd）邀请伯南克和鲍尔森讨论“当前的一些问题”时，这位参议员，当时正在角逐民主党的提名，为他顺便邀请来的几十位媒体人员筹备了一场新闻发布会。对于这类事情，麻省理工学院是不会进行培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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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99
发布于2008-01-28 10:16: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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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南克在南卡罗来纳州一个名叫狄龙的小镇长大，当时正处在种族隔离时代的后期（上高中时，他曾写过一篇小说，内容是关于白人和黑人一起参加篮球比赛）。他的父亲和叔叔合作经营一家药店。乡亲们对他们非常信任，亲切地称他们为菲尔医生和莫特医生。他读一年级的时候就跳了级，因为从一开始他就非常聪明。正如格林斯潘一样，他也会吹萨克斯管，花了两个暑假作招待员，还花了一个暑假作建筑工人。伯南克是一位非常虔诚的犹太教徒。当他进入哈佛大学读书时，亲人们担心，一旦他离开家，他可能会忘记犹太教的教义。不过，这是不可能的。虽然犹太教对伯南克非常重要，但是，和其他的个人话题一样，他从来不谈论。在麻省理工学院读博士研究生时，他一夜成名，年仅31岁，他就在著名的普林斯顿大学经济学院获得了教职。
他的学术研究主要是关于日益复杂的经济计量学，也就是利用计算机模型来模拟（和预测）经济。相比之下，格林斯潘更相信自己的预感。也许这正是两代人之间的不同，但是，很显然，伯南克更喜欢借助数学公式去工作，而对道听途说的事例则不感兴趣。（在他写的关于大萧条的文章中，几乎找不到关于银行破产、工人失业之类的故事。）
在普林斯顿大学，伯南克是一个谦逊的、爱着休闲装的教授。他发现了自己的领导才能，成为经济系的主任。（他还两度在地方学校董事会任职。）普林斯顿大学经济系的教授们就像前南斯拉夫存在着种族划分一样，他们主要分成两派：“经验主义派”和“理论主义派”。每当系里开会时，两派之间就开始争论，有时候两位教授甚至因此互不搭理对方。伯南克缓和了这一紧张的关系，提升了经济系的形象，主要是他能够听取双方的看法。曾担任过系主任的伯顿·麦基尔(Burton Malkiel)说：“我以为我就已经调解得很好了，但是他是我们见过的最棒的系主任。就因为如此，他居然获得了现在的职位。在听取不同的观点方面，他的确是格外优秀。”
在普林斯顿，他和妻子安娜，一位西班牙语教师，养育了两个孩子。伯南克表现出的精神让同事们感到惊讶。伯南克是一个非常有条理的人；他曾告诉过阿兰•布林德，他在普林斯顿大学的一位同事，说通过留意人们在口袋中摸索着寻找汽车钥匙的举动，可以对他们了解很多；在伯南克离开办公室之后，他会花上好长时间才到达自己停车的位置，这段时间他都用来观察他人了。他还是一个非常坚定的人。有一次，他和艾伦·克鲁格（Alan B Krueger），也是一位同事，纽瓦克机场 ( Newark Airport)等待飞往波士顿的航班。突然来了一场雷暴雨，航班延误。克鲁格建议租车走。伯南克，虽然一直害怕坐飞机，对他说，“不，我对自己承诺过，如果我到了机场，我就一定坐飞机。”
在普林斯顿，伯南克撰写了一些关于经济政策的文章，提升了他在华盛顿的形象。其中一篇则直接指出，正是格林斯潘一直拒绝说明其通货膨胀的目标，才导致民众对市场产生挫败感。伯南克认为，如果美联储明确自己的政策，公众也会相应地调整自己的市场操作。比如，如果美联储证明它有决心消除通货膨胀，个人企业就不大可能担心成本的上升，也就不大可能提高产品的价格。按照这个逻辑，伯南克和其他两位同事提出建议，美联储应该更加透明，向公众明确其控制通货膨胀的目标。
2002年，布什总统要求伯南克担任美联储主席。白宫打来电话时，伯南克碰巧出差到加利福尼亚，与康奈尔大学的经济学家罗伯特·弗兰克一起召开编辑会议，共同编写一本教材。已经与伯南克一起工作了两年的弗兰克说，“布什要任命一位民主党人，到底意欲何在？”伯南克回答说，“实际上，我是一位共和党人。”伯南克很少谈论政治，他看待问题时，往往会透过意识形态的干扰。
美联储主席是一个低姿态的工作，尤其是在格林斯潘已经作出了所有决定的情况下。但是伯南克发表了一系列的常常带有挑衅性质的演说（虽然有些单调），来表明自己的立场。在一次讲话中，他提供一种替代办法来解释贸易赤字，让人感觉赤字也不那么让人担心了。在另一次讲话中，他陈述了自己对公开市场委员会的总体看法。他将该委员会的工作比作开着一辆汽车，但是这辆汽车的挡风玻璃模糊不清，速度计也不是很准确。正如他所说的，“不要让一个驾驶技术不熟练的司机开车。”还有一次，他讨论了自己从学者向政策制定者的转变。他说，他感到很放松，因为美联储所需要的那些计量经济学的公式，“他非常熟悉，用起来非常舒心”。
但是作为主席，伯南克对于一个在他看来可能会引起严重后果的问题上，作出了小小的贡献。2001年经济衰退之后，通货膨胀率处于几十年以来的最低水平。尽管消费物价水平在不断上升，但是伯南克担心通货紧缩会打回马枪——一种可能带来破坏的现象。这种现象的主要表现是，物价降低，导致商业活动减少，继而物价更低，造成恶性循环。大萧条时期和20世纪90年代的日本就出现过这种现象。
伯南克的论点对格林斯潘保持较低的利率提供了主要的支持。（不过，很难确定他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了格林斯潘。）两个人都建议对中央银行采取控制风险的措施，也就是提取“保险金”，以便将风险降到最小——现在是指通货紧缩的风险。通货紧缩现象没有发生，但是，如果不保持较低的利率，很有可能已经发生了。不过，无论如何，伯南克都是低利率政策的倡导者之一，正是这一政策助长了房地产泡沫。
伯南克也坚决反对“中央银行应该提高利率来消除股市或其他领域的泡沫”这一观点。1999年末网络经济达到颠峰时刻，伯南克和他的朋友格特勒曾撰文争辩说，实际上，人们不可能在泡沫破裂之前发现泡沫。华尔街上的许多人士对此不屑一顾。投资科技集团(Investment Technology Group)的首席经济师罗伯特·巴伯拉(Robert Barbera)在1999年评价说，“连四岁大的孩子都知道这是一个泡沫。”无论如何，伯南克坚持自己的观点，对于解决科技股甚至是房地产之类的狭小经济领域中的问题，利率是一个过于迟钝的工具。实际上，伯南克说，他认为，美联储在1929年平定股市中的投机买卖时采取的的做法适得其反，导致了大萧条的出现，真是一个令人悲哀的错误。这一看法仍然还有很大争议。资产泡沫必将破裂，同时，许多外国的中央银行的官员也认为，一旦泡沫破裂，经济就将受挫，民众将会失业。忽视这一点很难说没有风险。
当伯南克被任命为美联储主席后，没有多少人认为天会塌下来。他得到指示，需要加紧实施一个主要目标：让美联储更加透明。现在，美联储更加频繁，也更加详尽地报道经济形势。但是，他也知道，“透明”是一把双刃剑。2006年2月在国会作证之后几个月，在白宫举行的年度记者晚宴上，他告诉全国广播公司亚太财经频道(CNBC)的主播玛丽亚·巴蒂罗姆（Maria Bartiromo）说，市场曲解了他在国会的证词，认为他是一个稳健派。当他的这一评论被报道之后，股市和证券市场大跌。从那之后，这位主席在说话时更加谨慎，即使对方是他的朋友。
伯南克还发现，即使是与公众进行标准的交流——而不是进行即席评论——也是充满了危险。近年来，备受关注的期货交易合同得到了很大发展，投资者们甚至对公开市场委员会的会议结果进行投注，就像达拉斯的庄家们投注超级杯(Super Bow，美国国家橄榄球联盟的年度总决赛）一样。结果就象镜厅一样不可思议。投资者仔细揣摩美联储理事们说过的每一句话，然后投票表决，因此，委员会要么满足投资者的期望，要么冒险预测市场崩溃。尽管我采访过的任何一位委员（占到现在的总人数的一半）都否认他们有责任批准联邦基金期货，但是没有人否认这是其中的一个因素。“人们过分强调了解美联储的内幕，”达拉斯联邦储备银行行长费希尔满腹牢骚地说。“他们想把我们放到桌子上，切开来看个清楚。”
公开市场委员会每年有八次定期会议。在委员们聚集之前，他们会收到一本“绿皮书”，上面有全体成员的经济展望；还会收到一本“蓝皮书”，上面提供了一系列可供选择的政策。其余的理事，他们的办公室沿着走廊，都在伯南克的下面，一般都知道主席的看法。但是各银行的行长，休会期间一般不交换意见，所以即使到了达华盛顿之后，对于伯南克的想法还不知底。在会议室里，委员们围坐在一张厚重的、长达27英尺的用洪都拉斯产的桃花心木制作的桌子旁边。该会议室与主席的办公室邻接，上午八点半时，会议室里非常寂静，侧门打开，伯南克走了进来。
进行简报之后，委员们围坐在桌子旁边，好像普林斯顿大学举行的研讨会一样，每一位委员都要详细阐述自己对经济的看法（伯南克上任后的会议记录要比格林斯潘在任时的长得多）。首先，银行行长们就全国的经济形势发表自己的看法，然后，理事们发表讲话，开始向伯南克的看法靠拢。在格林斯潘时代，主席首先就宣读自己冗长的专题论文，发表对经济形势的展望，提出政策建议。然后每位委员都有机会发言，但是迫于这位经济大师的压力，大家只得表示同意。现在进行了深刻的变革，伯南克最后发表看法。
委员会还商议学术公式。通过这些公式，再根据通货膨胀的水平和其他经济指标，从理论上得到“正确的”联邦基金利率。这些公式中最著名的一个被称为“泰勒规则” ⑦（Taylor Rule），根据它，预测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的决策的正确率达到85％。伯南克开玩笑说，他可以被电脑取代了，但是，在一定程度上，现代经济学的成功的确减少了他的工作量。
至少在去年夏天之前，这看起来符合实际情况。但是，接下来的住房市场的崩溃对美联储220位高明的经济学家、计算机以及所有资源的预测能力提出了巨大的挑战。去年5月底，伯南克还发表讲话，认为“次级抵押贷款危机对整个住房市场的影响将会是很有限的。”
但是，形势越来越不妙。许多银行已经宣布，与住房抵押贷款相关的损失接近1000亿美元，而且由于房主们不断违约，拖延还贷，全部损失目前还不得而知。在去年夏天和秋天，危机刚刚开始的时候，伯南克一次又一次地面临着“魔鬼的选择”。他要么降低利率，冒着通货膨胀和美元升值的风险，撒手不管那些在次级住房抵押贷款中运气不佳的民众和机构；要么袖手旁观，这样的话，住房市场的危机就会蔓延到整体经济中，导致民众失业，甚至可能造成经济衰退。不能孤立地作出决定，因为一举一动都将反映在镜厅里。正如伯南克不厌其烦地指出的那样，观察每一个决策的效果都需要在一定的时间，因为货币政策总会滞后一段时间才能起作用。直到真相大白——也就是经济衰退发生之后，公开市场委员才有可能知道是否采取了错误的做法。
伯南克在5月份发表讲话之后不久，贝尔斯登公司(Bear Stearns)发行的两支对冲基金宣布，抵押贷款造成巨额损失。信贷市场突然变得紧张不安起来。当委员会在8月7日召开会议时，许多委员认为可以降低一下联邦基金利率，给市场打上一针“镇静剂”，所以联邦基金利率降低至5.25％。
委员会投票决定是否保持利率稳定。委员们进行了激烈的辩论，到底该如何发表声明呢？许多委员认为，应该发出信号，表明“美联储认为经济放缓将带来更大的风险”。市场对美联储的声明非常敏感，将会理解为降低利率近在眼前。伯南克认为，通货膨胀仍会带来更大风险，他占了上风。
两天后，法国最大的银行，法国巴黎银行(BNP Paribas)，因住房抵押贷款造成巨额损失而被迫冻结三支投资基金。当天下午晚些时候，美国国家金融服务公司（Countrywide Financial）——在美国住房抵押贷款热潮时期廉价贷款的最大供应商——宣布市场上“空前的混乱形势”有可能危及该公司的财务状况。此言一出，流动资金出现危机。银行需要支付的隔夜拆款利率高达6％——远远高出美联储规定的5.25％的官方利率。这是出现经济萧条的前兆：银行开始囤积流动资金。
伯南克取消了前往南卡罗来那州的默特尔海滩进行度假的计划，与他经常撰文提到的金融危机这一幽灵展开搏斗。尽管他在睡梦中都知道20世纪30年代的情况，但是，实际上，他并不熟悉眼下导致危机的来自异国他乡的住房抵押贷款。伯南克对于处理这些事情没有把握，所以他广泛地咨询了蒂莫西•盖纳(Timothy Geithner)——纽约联邦储备银行行长和凯文•沃什(Kevin Warsh)——年轻有为的37岁的美联储理事、前摩根士丹利（Morgan Stanley）投资银行家，其非官方职责是监控华尔街。他也和副主席唐纳德•科恩建立了紧密的关系，因为他已经在美联储工作了长达32年，对整个机构及其功能了如指掌。
这个非官方的战争内阁就如何回应进行了一系列的紧急电话磋商。8月10日（周五），纽约联邦储备银行向市场注入380亿美元，这是周五正常注入量的好几倍。与此同时，几位理事和威廉•达德利(William Dudley)——曾任高盛公司(goldman Sachs)首席经济学家、现任纽约联邦储备银行市场总监，一道游说首席执行官、银行总裁们、商人等。这些天一直在华尔街进行电话联系的沃什，为自己所听到的传闻感到震惊。据他称，一位“对冲基金巨头”告诉他，信贷资产已经无法进行交易；无论以什么样的价格，民众都拒不接受。“市场运转失灵，”他说，“中央银行的银行家们听到这些是很危险的。”
喜欢在开会时让大家各抒己见的伯南克，开始与更多的更了解市场的同事们寻求对策。与此同时，一周之内股市重挫6％。中央银行的银行家们仍然在寻求一条比较折中的方案——既要控制银行业面临的衰退，又要避免整体经济过热。在8月16日举行的特别电话会议上，以伯南克为首的美联储决定作出这样的努力。美联储降低了再贴现率（以便为银行提供贷款），但是却保持联邦基金利率不变。不过，看起来公开市场委员会所作的声明为将来进一步降息留下了空间。在9月中旬举行的例会上，他们的确降低了联邦基金利率——高达50个基点。市场暂时平静下来。
但是危机很快又卷土重来：在美联储采取行动之后，危机得到缓解，但是接着又出现了新的动荡，美联储不得不承受新的压力。一家接一家的银行——花旗银行、美林证券、摩根士丹利等——相继宣布因次级抵押贷款遭受巨大损失。更让人感到心烦的是，尽管联邦基金利率降低了50个基点，但是其他的各种利率——民众和机构实际进行借贷的利率——降低的幅度没有那么大。这意味着，美联储采取的降息措施并没有起作用：信贷形势并没有真正好转。
让伯南克特别关注的是，看似比较坚挺的信贷工具（比如巨型抵押贷款，并没有出现不同寻常的拖欠率）的价格大幅下跌，公司收购的信誉也化为乌有。很显然，次级贷款危机不能再视为华尔街，甚至是住房产业的小问题。投资于次级抵押贷款的证券出现大幅下滑是可以理解的，但是投资于其他的更稳定资产的证券也呈现下跌势头。当具体的问题导致普遍的抛售，中央银行的银行家们感到紧张。
在10月31日公开市场委员会召开会议时，美国商务部宣布，在第三季度，经济增长率为3.9％，下跌幅度之大让人感到惊讶。美国人仍然在购买汽车，工厂也仍然在进行大量生产。这一消息更加坚定了委员会中鹰派委员的看法，坚持保持利率稳定。但是伯南克——曾经一直按照他们预测的形势来制定相应的政策，而不是根据实际形势来进行——认为，经济必将削弱。于是，委员会决定利率降低25个基点。仅进行了几分钟的会议称之为“千钧一发的时刻”，这也暗示委员会内部出现了很大的分歧。
好像美联储是为了防止外界批评他们向市场屈服，因此在其发表的声明中说“出现通货膨胀的风险与经济增长出现下滑的可能大致相当”——这显然表明不会再降低利率。
全国广播公司有线财经频道的著名股市评论主持人吉姆·克雷默（Jim Cramer）心满意足地说，“美联储会一定会得到你的支持，”言下之意是，美联储将不惜一切代价保护投资者。经济学家们则指责美联储主席是华尔街“容易打败的对手”，《华尔街日报》也认为以伯南克为首的美联储已经成为被市场“驯服的”奴隶。
对伯南克来说，美联储与期货市场共舞将是充满压力的，因为他知道，每天都会有投资者根据他的话语来决定数百万美元的投资方向，也会对最短期的市场预期作出反应。但是伯南克无法忽视期货市场，因为它十分诱人。他一直相信“理性预期”的学术理论——如果要使货币政策起作用，市场和美联储相互之间必须十分清楚对方的目标和方向。投资者们必须得观察美联储的动向，而美联储也必须得摸清投资者的脉搏。
在11月份，华尔街开始鼓动第三次降息。伯南克和美联储副主席科恩在月底分别发表讲话，声称他们也将调低对经济形势的展望，因为不断地有迹象表明银行信贷正在紧缩。但是在12月份，降息成为了现实，但是降低的幅度仅为25个基点，而不是50个基点。市场产生强烈反应：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重创300点；贸易商也将委员会的温和姿态解释成背叛。全球最大的债券基金太平洋投资管理公司(Pimco)的董事总经理保罗·麦考利(Paul McCulley)指责美联储“破坏了君子协定”。 Moody’s Economy.com网站的首席经济学家马克·赞迪埋怨说，公开市场委员会在媒体上的声明纯粹是胡扯，说什么“前景充满了不确定性”，听起来好像市场是由委员会决定似的。
委员会的委员们对伯南克主张的看法提出疑义，尽管与过去相比，这一看法肯定更多地体现了集体的努力。正如伯南克告诉我的那样，“这是一个体现多数人意见的体制…再加上一个领导者。不是我个人发出的指示，而是我必须对通过这一程序得出的结果感到欣慰。作为主席，我的目标是形成一个能够产生最佳结果的程序。”
那么，美联储放弃华尔街的代价是什么呢？伯南克始终坚持认为，美联储并不关心投资者本身。然而，8月份中央银行的银行家们齐聚怀俄明州的Jackson Hole小城开会时，他曾指出，“金融市场的发展会产生广泛的经济影响，甚至连很多的金融市场的局外人也能感受到。”
每当华尔街出现混乱时，美联储总是十分关注——不过仅限于此，美联储的各位理事都曾这样跟我辩解，因为华尔街的焦虑是经济出现问题的征兆，无论是现实的问题还是潜在的问题，一旦出现了这种情况，信贷紧缩和经济放缓将会出现。
12月下旬，伯南克宣布了两项新的举措：一是进行拍卖以借贷给银行（贴现窗口贷款似乎已经不起作用了）；二是建议加强抵押贷款管理，理论上这一举措可以降低再次发生住房市场泡沫的可能性。但是，毫无疑问，只有历史才能最终决定这一举措对于应对住房市场崩溃能够起到什么样的实际效果。
对于公开市场委员会的决定，人们可以从截然不同的角度进行解读，但是，从长远来看，个人的举措，甚至是方向性的转变都不是那么重要。自从8月份以来，利率已经总共降低了100个基点，可见，伯南克已经明确地采取了刺激经济的政策。也许在不知不觉中，他模拟了美国有史以来第一位伟大的经济学家欧文·费雪(Irving Fisher)所阐述的情景。这位经济学家将中央银行的银行家们的任务比作骑自行车，他说，“轻轻向左转，如果转的角度还不够的话，则转的再大一些，如果转的角度过大，再转过来。”
这种方法在正常时期很有效果。实际上，在过去的25年中，美国处于经济衰退的时期仅有16个月——比以往任何一个时代都取得了巨大的进步。最近这段时期被成为“大稳健时期”（Great Moderation）；增长周期比较平稳，全球各国的通货膨胀也大大减少。
但是，在现在的形势下，这种方法能起作用吗？一方面，美联储面临着经济衰退和通货膨胀两个恶魔，另一方面，如果利率进一步下调，外国投资者——他们欠美国超过2万亿美元外债——可能借机摆脱债务，从而又导致美国的利率飙升。再加上住房市场不景气的情况不断恶化，所有这一切综合起来可能导致美国经济陷入最长久、最恶劣的衰退期，同时也标志着“大稳健时期”的结束。
也许“大稳健时期”的出现是由于运气较好的结果。也有可能是因为管理技能得到提高，比如，企业学会了不再库存过多的产品。伯南克曾撰文指出是由于其他的原因。他认为这主要是因为更好的货币政策。他说，中央银行的银行家们最终学会了如何去引导经济发展——不是靠神秘力量，而是靠经济科学。如果果真如此的话，我们就不再需要藏在幕后的天才，只需要这些能够驾驭市场，实现理性预料的聪明的技术人员。如果伯南克要证明他的话是正确的，他就需要，如果可能的话，将发生经济衰退的可能性降到最低点。想要做到这一点并不容易。伯南克的使命才刚刚开始。
注释：
①工资－物价螺旋式上涨：该理论认为由于存在强大的工会力量，当工会迫使厂商提高工资，并使工资的增长率高于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时，会导致生产成本提高，进而导致物价上涨，物价上涨后，工会又会要求进一步提高工资又会对物价产生压力，称为“工资——物价螺旋”。
②贴现窗口：是由联邦储备银行提供的一种贷款机构。其成员银行根据其符合担保借款条件的证券的担保价值从贴现窗口借款。
③联邦基金利率：该利率是美国银行间的隔夜(overnight)拆款利率，代表的是短期市场利率水准，通常对联邦基金利率设定目标区间，通过公开市场操作，以确保利率维持在此区间内。目前美國聯邦基金利率水準為5.25%。而要觀察FOMC未來利率政策方向，FOMC會議後所發表的政策聲明(Policy Statement)便是很好的指標之一。而要观察公开市场委员会未来利率政策方向，其举行会议后所发表的政策声明便是很好的指标之一。
④可调整利率抵押贷款：又称指数型房贷，指的是一种定期调整借贷利率的抵押贷款。这类贷款的利率每隔一段期间会依据某个基准利率(如国库券利率或抵押贷款平均利率)来调整，调整期间则固定，如每1年、每2年、每3年调整一次，当预期市场利率长期走低时，借款人会较偏好这种计息方式。这类贷款利率浮动的主要目的就是能让利率能反映市场实际情况。
⑥贴现率：又称“折现率”。指今后收到或支付的款项折算为现值的利率。常用于票据贴现。企业所有的应收票据，在到期前需要资金周转时，可用票据向银行申请贴现或借款。银行同意时，按一定的利率从票据面值中扣除贴现或借款日到票据到期日止的利息，而付给余额。贴现率的高低，主要根据金融市场利率来决定。
⑦泰勒规则：简单货币政策规则之一，由泰勒于１９９３年针对美国的实际数据提出。泰勒规则描述了短期利率如何针对通胀率和产出变化调整的准则，其从形式上看来非常简单，但对后来的货币政策规则研究具有深远的影响。泰勒规则启发了货币政策的前瞻性。如果中央银行采用泰勒规则，货币政策的抉择实际上就具有了一种预承诺机制，从而可以解决货币政策决策的时间不一致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