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野草》与《十夜梦》比较论

作者：陈占彪    文章来源：世纪中国

内容提要 鲁迅的《野草》与夏目漱石《十夜梦》因形式上具有明显的相似性曾引起一些学者的注意，但由于种种原因，这两部作品没能没得到较为系统的比较研究。本文分别从爱与死、有与无、罪与罚三个方面逐一分析这两部作品内涵的异同。

　　先看爱与死。处于道德困境中的鲁迅是用“死”的砖石来建造“爱”的巴别塔，即“向死而爱”，处于“幻影之盾”中的夏目漱石是用“死”的炭火来锻炼“爱”的真金，即“因死见爱”。再看有与元。对鲁迅来说，他虽看破了世事运作的真相，但他并没有走向悲观和虚无，而是在“我只得走”中实现生命的价值，即“无中生有”；对夏目漱石来说，他则为此岸世界的世事万物所苦累，并希望通过禅道的修习获得内心的宁静，即“有中生无”。最后看“罪与罚”。鲁迅与夏目漱石都能清醒地认识到“‘我’有罪”，而且知道这“‘我’有罪”是先天性的，然而在对待“我之罪”这个问题，鲁迅总是为之感到焦灼沉痛，并期望在“抉心自食”的自我惩罚中获得暂久的宁静和慰安，而夏目漱石显然不甘心于自我罪恶的存在，他试图以“则天去私”这一精神上的苦修来对抗人性中天生的缺陷。

　　关键词 《野草》；《十夜梦》；爱与死；有与无；罪与罚

　　1908年，当夏目漱石在《朝日新闻》的文艺阵地上驰骋的时候，鲁迅同包括自己胞弟在内的四位清国留学生们正快活地住在夏目漱石此前租住过的东京本乡区西片町一所华美的住宅里，这时，夏目漱石发表了一组形式颇为特别的散文，那就是《十夜梦》，虽然没有直接的历史证词可证明鲁迅阅读过这组短文，但鲁迅在当时对夏目漱石的作品的强烈关注则是毫无疑问的。

　　无论是1905年夏目漱石一鸣惊人的处女作《我是猫》，还是1907年夏目漱石在进《朝日新闻》社后发表的第一篇小说《虞美人草》，鲁迅都是这些小说的热心的读者。在东京与鲁迅朝夕相处的周作人曾经回忆道：“日本作家中有夏目漱石，写有一部长篇小说，名曰《我是猫》，假托猫的口气，描写社会情状，加以讽刺，在日本现代文学上很是有名，鲁迅在东京的时候也很爱读。在鲁迅的小说上虽然看不出明了的痕迹，但总受到它的有些影响，这是鲁迅自己在生前也曾承认的。”1周作人还明确而具体地提到鲁迅受夏目漱石的影响，他在另一处则这样说道：“（鲁迅）对于日本文学当时殊不注意，森鸥外、上田敏、长谷川二叶亭诸人，差不多只看重其批评或译文，唯夏目漱石作俳谐小说《我是猫》有名，豫才俟各卷印本出即陆续买读，又曾热心读其每天在朝日新闻上所载的小说《虞美人草》……豫才后日所作小说虽与漱石作风不似，但其嘲讽中轻妙的笔致实颇受漱石的影响，而其深刻沉重处乃自果戈里与显克微支来也。”2他的说法又与鲁迅的自述十分铆合，鲁迅在《我怎样做起小说来》中自云，“记得当时最爱看的作者，是俄国的果戈里（N. Gogol）和波兰的显克微支（H. Sienkiewitz）。日本的，是夏目漱石和森欧外。”3

　　最能说明鲁迅与夏目漱石直接发生联系的文学事件莫过于鲁迅在日留学期间直接翻译过夏目漱石的两篇作品，这两篇作品为《挂幅》和前面已提过的《克莱喀先生》。它们被收录在周氏兄弟合译的出版于1923年的《现代日本小说集》里。就在该书的后记里有着鲁迅对夏目漱石作品很高且精到的评价，他说，“夏目的著作以想像丰富，文词精美见称。早年所做，登在俳谐杂志《子规》（Hototogisu）上的《哥儿》（Bocchan）,《我是猫》（Wagahaiwa neko de aru）诸篇，轻快洒脱，富于机智，是明治文坛上的新江湖艺术的主流，当世无与匹者。”4鲁迅对夏目漱石的评价这是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它最直接地证明了鲁迅对夏目漱石作品了然于胸。

　　在鲁迅与夏目漱石的作品中，有两部作品由于篇目在形式上呈现出明显的相似特性，那就是鲁迅的《野草》与夏目漱石的《十夜梦》，在《野草》中集中以“我梦见自己……”为开首的文章前后紧接的共有七篇，在夏目漱石的《十夜梦》以“我做了这样一个梦”开头的文章有四篇，这些外在形式的相似透露了这两部作品可能的文学联系，本文分别从爱与死、有与无、罪与罚三个方面逐一分析这两部作品内涵的异同。

　　（上） 爱与死

　　爱是生命的本能，死是生命的极限，当这两者被联系在一起叙述时，往往最能显示出一种酷烈的情感体验，“爱与死”是《野草》和《梦十夜》的一个共同主题。然而，“爱与死”之于鲁迅和夏目漱石来说又是有所区别的，处于道德困境中的鲁迅是用“死”的砖石来建造“爱”的巴别塔，即“向死而爱”，这其中伴随着一种浓重的焦灼不安和痛苦不堪；处于“幻影之盾”中的夏目漱石是用“死”的炭火来锻炼“爱”的真金，即“因死见爱”，这其中伴随着一种淡淡的寂寞无奈和悲哀无助。另外，他们又都反对一种虚假的“爱与死”。

　　A 向死而爱

　　“爱与结婚，确亦天下大事。”5这个“天下大事”对鲁迅来说可谓是一种精神煎熬，鲁迅与朱安的不幸婚姻是鲁迅的爱情灾难，鲁迅一方面声称“你要是爱谁，便没命的去爱他；你要是谁也不爱，也可以没命的去自己死掉。”6一方面又对好友许寿裳说“这是母亲给我的一件礼物，我只能好好地供养它，爱情是我所不知道的。”他一方面号召“我们还要叫出没有爱的悲哀，叫出无所可爱的悲哀。……我们要叫到旧帐勾消的时候。”7一方面又“自觉着人类的道德，良心上不肯犯他们少的老的的罪，又不能责备异性，也只好陪着做一世的牺牲，完结了四千年的旧帐。”8痛苦与无奈、决绝与责任都缠绕纠结在鲁迅的内心深处。

　　这种在情感上的矛盾心理鲁迅多次有着明确的透露和表述，但在《<野草>英文译本序》中他对《野草》中的八篇散文诗作过的一个说明中，除了《腊叶》含糊地提及外，他并没有披沥《野草》中哪些篇目与自己的这一内心隐秘有关，而这，也许又是鲁迅所不便明说的一个原因之所在吧，其实，这种“情爱和道德责任之间的情感两难”9困境在《野草》的写作中也时有体现。

　　然而你就是我所不乐意的。

　　朋友，我不想跟随你了，我不愿住。

　　我不愿意！

　　呜乎呜乎，我不愿意，我不如彷徨于无地。（《影的告别》）

　　“影的告别”这一意象注定是一个西绪福斯式无望的反抗，其前提是“我不愿彷徨于明暗之间”，但问题在于“黑暗又会吞并我，然而光明又会使我消失。”鲁迅散文诗背后隐秘的心理背景除非他自己真实告白，后人只能从其历史背景和生活经历略猜一二，这自然将带来文本的多义性。如果将《影的告别》理解成作者对无爱的婚姻的一种既不心甘又十分为难的心理写照的话，也许文章的意思比较连贯，也较易理解。在鲁迅的笔下的世界里，爱最终体现为无爱，婚姻成为无爱之爱的外在维系，在这么一个外在的和内在的禁锢下，他将永远处于一个“影的告别”的心理状态。“影”是以“死”对这种“无爱之爱”做出挣扎和反抗的，或者说，它是以“死”来结束由此带来的烦腻和痛苦的。“我独自远行，不但没有你，并且再没有别的影在黑暗里，只有我被黑暗沉没，那世界全属于我自己。”他“不能责备异性”，对具有自我牺牲精神的鲁迅来说，自我的灭亡看来成为必然的事了，并以自我的灭亡来，解决情爱与道德的对峙这一精神困境。这里，自我灭亡是对“无爱”的摆脱，同时，也意味着对“爱”的一种追求。

　　同《影的告别》一样，意象奇丽、想象丰富的《死火》同样是鲁迅留给读者的难题，当1925年4月23日鲁迅写好这篇文章时，他与许广平自3月11日第一次通信始，在四十多天里，他们共计已有十五封信的交往了。

　　哈哈！

　　当我幼小的时候，本就爱看快舰激起的浪花，洪炉喷出的烈焰。不但爱看，还想看清。可惜他们都息息变幻，永无定形。虽然凝视又凝视，总不留下怎样一定的迹象。

　　死的火焰，现在先得到了你了！ （《死火》）

　　如果说《影的告别》是作者处于情感与道德两难境地时不得不以一种自我牺牲的选择来摆脱的话，那么，《死火》则是传达了“我”想得到，但在颇费周折后，最终还是被我得到的一种满足心态。这时，“我”与“死火”各进行了一番反复不定的内心争斗，“你的醒来，使我欢喜，我正在想着走出冰谷的方法；我愿意携带你去，使你永不冰结，记得燃烧。”于是他们不再是犹豫、彷徨，代替的是一种坚定的决心和勇敢的行动，“他忽而跃起，如红慧星，并我都出冰谷口外。”爱似乎眼看得到了完满的结局，然而，这时，“有大石车突然驰来，我终于碾死在车轮底下。” 看来，鲁迅是永远也不能轻松一耸地摆脱那种矛盾心理的，在这里，正要成功地获得“爱”的时候，“我”的灭亡突然中止了这爱的获得，因为“影”的主人尚在，“我”的死实际上仍是对自我罪孽的一种自虐式惩罚。

　　《野草》中，鲁迅惟一一次对自己情感隐秘做过一次不甚彻底的透露的就是《腊叶》，他说那是“为爱我者的想要保存我而作”，如果没有孙伏园的回忆，我们要理解鲁迅写作此文的心理动因恐怕亦非易事，鲁迅曾向孙伏园说过这样的话，“许公很鼓励我，希望我努力工作，不要松懈，不要怠忽；但又很爱护我，希望我多加保养，不要过劳，不要发狠。这是不能两全的，这里面有着矛盾。《腊叶》的就是从这儿得来，《雁门集》等等却是无关宏旨的。”10“鲁迅先生知道景宋先生如此之深，景宋先生又鼓励和爱护鲁迅先生如此之切，我那时便感觉他们两位的情感已经超出友谊以上了。”11“我”（景宋）“大概是愿使这将坠的被蚀而斑斓的颜色，暂得保存，不即与群叶一同飘散罢。”在这篇文章中，爱体现在一种对生命续存的一种关切和呵护之中，论理爱业已获得了一种现实的完成，在文章中如此，在生活中亦如此，但鲁迅并没有轻意地乐观于兹，他向来对乐观保持一种深刻的警惕，这是他常常比常人更深一层的思维之所在。转眼间在他的笔下，爱情的达成随着对“病叶”的担忧而变得如同镜花水月了，一场关爱和美满不能再续。让我们仔细观察一番先生所摘下的夹在《雁门集》里的那片枫叶吧，“一片独有一点蛀孔，镶着乌黑的花边”，“这是病叶呵！”（死的到来！）现有之“爱”在“死”的临近时的一种悲观也油然而生，“将坠的病叶的斑斓，似乎也只能在极短时中相对，更何况是葱郁的呢。”

　　鲁迅正是这样踟躇在情爱的道德困境中，并以“死”来营造“爱”的巴别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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