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模式是否该被终结？

本文转自天涯，原文地址为：“http://cache.tianya.cn/publicforum/content/no01/1/382815.shtml”


激辩广东模式：广东模式是否该被终结？
　　
　　 上次开的“给广东发展提意见”的研讨会公开后，社会上反响很激烈，有些出乎我们的意料，具体回应的，有两个值得提及，一是3月7日，林毅夫在《中国日报》英文版上对研讨会再三强调的教条作了进一步含糊性阐述：）。第二个是《南方都市报》在3月14日，请高尚全、石小敏等人做了一个“解放思想”的研讨。南方报系回应我们的研讨，这个姿态值得肯定，但让我们感到忧虑的是，我们觉得这个来回应的队伍里的一些人，是思想本来就需要被解放的，让这些思想需要被解放的人来给大家解放思想，有点搞笑的成分，而且我们这个担忧并不是空穴来风，大家如果去仔细看这个回应，它所表述的具体内容，就是在把我们对广东省提的意见，乃至于对解放思想这一倡议的认同，框定在他们所希望的话语框架内，这是一个值得注意的意图，因为这个意图实际就是传说中的既得利益集团的意图，也背离了汪洋提出“解放思想”的本意。
　　 为什么要解放思想？汪洋在去年的省两会上明确谈了，广东省发展以前有偏差，解放思想干什么？是要科学发展。那么，这个偏差是什么？究竟在社会上引起了哪些负面的东西？我们应该怎么去克服这个发展偏差？破除此前的哪些教条？怎么才能做到科学发展？这些问题显然是汪洋提出解放思想的本意，但南方报系基本回避了这些问题，所以今天我们继续就广东的发展模式乃至于它存在哪些问题，以及有哪些经验值得继续发扬做一个进一步的研讨。
　　我谈六个问题：第一，什么是广东模式？大家谈了半天，广东模式究竟是什么呢？没有一个比较全面的概括。第二，为什么我们要反思广东模式？第三，用什么来反思？就是我们反思的标准是什么？第四，为什么这个反思需要解放思想？刚才有人就在谈了，不需要解放思想，甚至解放思想是个伪问题，这是不对的。第五，需要解放哪些思想？第六，解放这些思想，最大的几个障碍在哪里？
　　第一，什么是广东模式？我从七个方面作了概括，首先，广东模式最核心的成分就是争取政策优势。直到2008年的两会，广东省仍然在持续地、不懈地争取对它的特殊政策或者说优惠政策，争取政治改革的优先权。可以说，争取政策优势是支撑“广东模式”的一个前提。当初，我们对经济管得非常死的时候，他就可以通过批租土地的方式获得资金，而且可以合资办厂了。在我们获得了有限的批租权、允许个体经营的时候，他又拿到了宽松的外贸权了，当我们有限地分享了外贸权的时候，他又可以“三来一补”搞外贸加工了。此外他的税收，至少在2000年前，他的税收都整体优惠于国内其他地区，甚至到2007年，深圳外商（含港台商人）的个人所得税也比内地少10多个百分点。整个广东模式，直到现在，争取政策优势的特征依然非常明显。
　　争取政策干什么呢？广东拿到这些政策确实干了不少有利于经济发展的事，但最核心的一点，是干了一件对整个中国经济发展和格局而言影响巨大的事——引进外资，而且是几乎没有限制地引入外资。这是广东模式的第二个重要特征。这就形成了刚才严海波博士谈到的，现在整个广东经济成分的构成，从产值来看，60%以上都是外资创造的，就是3万多亿产值，有60%以上来自外资企业。引进外资，让区域内经济成分多元化，这并没有错，错就错在失去了界限，形成“外资越多越好，说明本地经济越开放越发达”这样的思维定式，甚至形成对这种模式提出质疑就是在“反改革”这样的思维定式，这就完全把引进外资这一发展本地经济的举措上升到一个妖魔化的境界了。这个思维定式，对我们对构成经济发展的几个要素的认识带来了非常大的冲击，甚至可以说解构了许多社会组织发展经济的主题地位的合理性。我举两个例子来具体说明一下它的冲击，这两个例子都有很典型的代表性。
　　 1、这些年我在七个城市工作过，几乎每个城市，都把，或都曾把沃尔玛、家乐福、麦当劳这样的企业，用很优惠的政策引进进来，当作自己经济发展的一个成果。中国是世界最著名的美食大国，我曾说过，中国确实有世界最领先的产业，这个产业就是餐饮产业。此外，世界上最成熟、最早的商业模式实际也是在中国形成的，中国并不缺乏这方面的经验和模式，但是到了21世纪，改革了几十年，我们改到连卖东西这样的事都要作为政绩来专门安排优惠政策，要付出额外的代价引进这些项目，让他们来卖东西，而且大江南北无不如此，简直不可思议！这说明我们对自己的经济安全和理性格局缺乏起码的认识。我们只在注重经济发展最后的一个方面的结果（还不是全部的直接后果，比如直到2006年，我们才开始正式启动绿色GDP的计算模式，且阻力不小）――－就是GDP数字，而完全不注重，甚至在一段时间还有意排斥对这些模式的后果分析。
　　2、不久前我看了一个电视剧《乡村爱情2》，看到了什么呢？就是那个故事主角所在的村，想搞山村旅游。自己有资源，资金口子也没完全堵死——可以用这个资源本身获得贷款，人才也有，但就是不去搞，就只知道引资，这个场景完全是改革话语框架下的发展路径表述，也完全可以简化成这样的直白：资本家大哥，你就是俺的上帝，就是俺的前途，就是俺的希望，你快来吧，俺这里已经具备了一切开发条件，但俺都给你，俺需要你来领导，快来奴虐俺哦！大家看这是不是一副天生受虐狂的模样？也就是说，“引资”这个路子走到今天，已经把经济发展的模式和目的极大地扭曲了，把很多经济主体发展经济的权利给剥夺掉了。比如珠三角，我躺着都能吃，干吗要站起来吃呢？所以那里形成了今天中国最庞大，回报也最丰厚的地租经济，这完全是妖魔化了经济发展的路径，而且躺着吃虽然一时舒服，但人会很快变得不健康的，首先他失去了主导权，其次是他会非常脆弱，这两个都是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的致命要害。但在今天，这个思维方式却非常正常，形成了主流语言，甚至成了一种具有强烈排他性的标准，为什么我这么说？这是有事实依据的，前段时间《南方都市报》一个报道，关于“南街村”的报道，字里行间就充满了对“集体经济”的嘲弄，我曾在网上对这事做过一点说明，南街村不是不可以批评，但批评的目的是什么？是让他修正自己的具体错误，还是指责它本身就是个不合时宜的事物？我看《南方都市报》的行文，更大程度上是在强化后一个意思，但是，这个问题明显、意图错误的文章，不但得到了广东省委一个机构的官员的认可（审读通过），而且在社会上也得到了相当部分人的支持，所以我说这个事件凸显出了我们社会的一大问题，价值判断上的问题：改了几十年，我们一些社会机构发展经济的合法性都被剥夺掉了，还有比这更荒诞的事吗？是不是只有资本家才能去发展经济，才具有发展经济办实体办企业的合法性？其他社会组织、机构，比如集体、国家去发展经济，就在开历史的倒车了？就在与改革背道而驰了？是不是要用广东模式作为一个标准来判断所有的经济发展方式？广东是有集体经济，而且曾经非常强，但95年以后，这些经济伴随着私有化的浪潮，几乎消失了，2006年我去深圳调研，得到的数据表明，曾在深圳经济占有重要地位的集体经济，基本都退缩为了集体出租经济。但是，这个失败竟然在今天成了经济先进性的一个标准，个中缘由确实值得进一步研究，因为这个标准在国内得到了广泛传播和认同，比如，昨天薄熙来同志就在重庆一个规模很大的干部会上作了主题为“解放思想、扩大开放”的发言，拜托，今天我们的经济形势势已经是开放过度了，眼看着多数竞争行业的主导权都握在外资手里了，可他老兄还在那里解放别人的思想、要继续扩大开放。我曾觉得薄熙来同志很有魄力，对他也有很高的期待，但他在商务部期间，有几件事情做得让人大跌眼镜。刚到重庆，又发出了这样一个误导社会的声音。（插话：现在很多官员都是这种状况），让人意外，外资究竟应该在我们经济发展当中占有什么样的地位，应该起到什么作用，它的界限在哪里？这些重大问题我们都没去认真研究并形成共识。
　　 广东模式的第三个特征：解构国企。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的经济环境中，国企所起的作用绝不仅仅是经济作用，评论国企的作用也不能只用效率这个标准来评判。但是在广东，这些问题并没有得到充分探讨，广东解构国企是最彻底的。这个结果，与国内一些经济学家的认识有直接关系，比如张维迎等人10多年前就开始到处讲，国企不具有任何经济学意义，应该全部退出经济领域。但是，全球化进程所展示出来的，却是完全与之相反的事实，正是有了重新的国有化，才有了俄罗斯今天的经济复苏，才有了委内瑞拉全民享用的福利收益和发展保障。这里我有必要再次强调全球化的问题，因为我们已经被深深拉入了这一进程，但另一方面，我们对全球化的理解远远不够，甚至我们此前的理解几乎完全符合了国际大资本的意图。我曾接触过几个在国际上非常活跃的学者，他们对全球化的阐述引起了我很大的思考和感慨。他们的成果已经形成了一本书，叫做《全球化的替代方案》，这本书值得关心全球化问题对经济发展带来哪些影响的人仔细研读，全球化作为一个客观历史进程，这是谁也不能阻挡的趋势，我们目前需要作的，是如何去消除掉全球化中为大资本服务的各种理念和组织架构。而回到国企这个问题上结论就是，全球化让国企，尤其是后发国家的国企具有了比此前更大的战略性功能，当然，有一点值得肯定，就是近年来广东，尤其是广州，已经在开始回购一些此前出售的国有股份。
　　第四特征：神化市场功能，在广东的现实里，还把这个“市场”给事实上庸俗化掉了，市场里什么都有，毒品，走私品，青春，性，野生动物，甚至死婴，活婴。从改革的全局性视野看，在改革过程，，我们只是在不停地、一味地为政府划出界限，限制政府的功能非常积极，也一直占据着道义上风，确实，政府有很多事做的不到位，机构庞杂花销甚大行为尚未得到良好规范，在很多时候，就如胡星斗教授所说的，妨碍了经济的正常发展。但是，另一方面，我们对市场就太纵容了，对市场本身的功能也一直没找到界限。到现在为止，我们仍然没有找到界限，甚至不愿意去找它的界限，一个东西，一旦戴上了市场这顶帽子，哪怕已经在社会引起了极大的负面影响，也是动不得的，比如房地产事实上被开发商垄断了，已经给社会带来了诸多问题甚至发展风险，但在经济学界颇有些声名的茅于轼老先生就多次站出来指责那些试图把开发权放开一点点的政府行为。毫不含糊地给它戴上“开历史倒车”这顶帽子，并被媒体到处传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