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胡汉民序 |
英国的历史家韦尔斯，于今年春间，发表一篇文字，同情于中国革命，而警告欧洲人，内里说及欧人之了解中国，决不如中国人之了解欧洲，大意欧洲人只是一些教士商人以及替教士商人说话的几个新闻通讯员，他们耳目既然狭隘，而带了着色的眼镜观察，更其靠不住，至于中国人呢？却是一年一年许多留学生到欧洲，受学校的教育，和社会接近，经过长期的体察，自然不是前者之比。这一种比较的批评，认为公允，几乎令欧洲人不容易反唇相讥，中国人也觉得非常悦耳。不过我们一搜查中国留欧学生关于批评欧洲有系统的研究较为成器的著作，好像还未出世，中国人对于韦尔斯的公道评论，就怕要暗暗叫声惭愧。
不要说欧洲，就是日本，我们又如何呢？地理是接近的，文字是一半相同的，风俗习惯是相去不远的，留日学生较之留欧学生，数量要多十几倍，而对于日本，也一样的没有什么人能做有价值的批评的书。从好的方面说，小心谨慎，不轻于下笔，也是有的。从不好的方面说，就无异表示我们学界科学性和批判力的缺乏。季陶先生说，我十几年来总抱着一个希望，想要把日本这一个题目从历史的研究上，把他的哲学、文学、宗教、政治、风俗以及构成这种种东西的动力材料，用我的思索评判的能力，在中国人的面前，清清楚楚的解剖开来，再一丝不乱的装置起来。现在《日本论》一书，就是季陶十几年来做他所志愿的工作写出来的结晶。我前十年听见宫崎寅藏和萱野长知两个日本同志说，戴先生作长篇演说的时候，他的日本话，要比我们还说得好。我拿这句话来赞《日本论》，我敢说，季陶批评日本人要比日本人自己批评还要好，是否武断，且让读者下最后的批判。而我所以敢说这句话，就因为他不止能说明日本的一切现象，而且能剖解到日本所以构成一切的动力因素，譬如一个武士道，在日本是最普遍的伦理，好像英国的Gentleman，日本人自己也弄到知其当然而不知其所以然。而季陶先生说：
武士道这一种主张，要是用今天我们的思想来批评。最初的事实，不用说只是一种奴道，就是封建制度下面的食禄报恩主义。至于山鹿素行、大道寺友山那些讲武士道内容的书，乃是在武士的关系加重，地位增高，已经形成了统治阶级的时候，在武士道上面穿上了儒家道德的衣服。……我们要注意的，就是由制度论的武士道，一进而为道德论的武士道，再进而为信仰论的武士道。到了明治时代，更由旧道德旧信仰论的武士道，加上一种维新革命的精神，把欧洲思想融合其中，造成一种维新时期中的政治道德之基础。这当中种种内容的扩大和变迁，是值得我们研究的。……
明治维新，都知道是起初打着尊王攘夷的招牌，而幕府一倒，后来政治的建设成绩，却大过当初的预想。这是天皇圣明吗？是元勋元老的努力吗？是统一的效果吗？直到明治四十一年，日本文明协会丛书出版的《欧美人之日本观》，还是说，我们动辄把日本维新的成效归功于日本人一般的天才，事实却是相反，日本之一大飞跃，只是指导者策划得宜，地球上任何邦国，没有像日本指导员和民众两者间智力教育、思想、伎俩悬隔之大的，而能使治者与被治者之间的无何等嫉视，不缺乏同情，就是指导者策划设施一切得宜，他们遂能成就此之当世任何大政治家毫无逊色的大事业，这样浅薄皮相的话，我从前看见，就觉得肉麻得没趣。而季陶先生说：
那时代欧美的民权思想，已经渐渐输入进来，汉学思想和欧美思想相融和，就有许多人觉得这一种非人道的封建制度，非打破不可，这实在是由种种环境发生出来的“自觉运动”。……明治维新，一面是反对幕府政治的王政统一运动，一面是民间要求人权平等自由的运动……这民权运动是思想上的革命，是人类固有的同情互助的本能的发展，而欧洲思想做了他们的模范，和萨长两藩专靠强力来占据政治地位不同。且看民权运动最有力的领袖板垣退助，他的思想完全是受法国卢骚《民约论》的感化，近来日本的文化制度，虽然大半由德国学来，却是唤起日本人的同胞观念，使日本人能从封建时代的阶级统治观念里觉醒起来，打破阶级专横的宗法制度，法国民权思想的功绩真是不少。而我们更可以得到一个重要的材料来证明“辩证唯物论者”的阶级斗争的理论，并不合革命史上全部事实。譬如日本维新的结果，解放了农民阶级，使农民得到土地所有权和政治上法律上的地位，这个运动并不是起自农民自动，而仍旧是武士阶级当中许多仁人志士鼓吹起来的。
季陶先生在日本维新一个大过程中，并不是抹煞一切指导者的劳绩，不过他有很深的理解，和上述《欧美人之日本观》的一段肤浅可笑的议论不同。他说：
一个时代的创造，有很多历史的因缘，决不是靠一两个人的力量创得起来。不过领袖的人格和本领，也是创造时代的一个最大要素。创造时代的人物，不一定是在事功上，有的是以思想鼓舞群伦，有的是以智识觉醒民众，有的是靠他的优美的道德性，给民众作一个信仰依赖的目标，有的是靠他坚强的意志，一面威压着民众，同时作民众努力奋斗的统帅者。至于智仁勇兼备的圣哲，往往作了前期的牺牲，再供彼人的信仰，而不得躬与成功之盛。
所以普通人看日本维新史，都晓得萨摩长门并起，而长藩的人物，一直延续到今日，尚成为日本的军阀，萨藩的领袖西乡隆盛，却是失败的英雄，只有追悼他维新以前的勋业。而季陶先生说：
一代历史的创造，不是简单的东西，成功失败，不是绝对的问题。……个人事功上失败的，倒往往是时代成功的原动力，而个人事功上成功的，往往是享失败者的福。我们试把这几十年历史通看起来，西乡隆盛失败了，然而他的人格化成了日本民族最近五十年的绝对支配者，各种事业的进行，都靠着他的人格来推进。当时随着他败了的土肥两藩的势力，一化而为后来民权运动的中心，直到今天，他的余荫还是支配着日本全部的既成政党。那事功上成功的长藩，一方面不能不拜倒在西乡的人格下面，一方面也不能不随着公论的推移，定他的改策。即以事业说，西乡的征韩论，直到死后十八年依然成为事实，到死后三十年，公然达到了目的。假使明治四年西乡的征韩论通过了，也许是闯了一场大祸，日本的维新事业，完全付之东流，而西乡的人格也都埋没干净。
这一段话，抵得过别人一百篇西乡的传赞。我们只看西乡当王政统一的时代，举兵造反，犯了弥天的叛逆罪名以死，而死后不到几年，他的铜像巍峨矗立于上野公园，受全国人民的崇拜，并且全日本没有一个铜像可以和他并称的。至于伊藤博文事业上的成功，从表面看来，中外人都觉得他远过于西乡，死在高丽人之手，也是殁于王事，而他的铜像，在东京被人打倒，甚至搬到大阪，也不能成立。这些事说明了什么？就是说明毕竟成功的是失败了的西乡，而不是伊藤一辈人，长藩的领袖虽然享着福荫，毕竟是有限的。季陶先生这一段话，我想任何日本人都不能反对，不过见不到，说不出这样彻底罢了。
我常以为批评一国家的政治得失易，了解一民族特性难。政治有许多明显的迹象，就是它因果联络关系，也容易探求而得其比较。至于一个民族的本真，纵的是历史，横的是社会，如季陶先生所说的，既要有充分研究古籍的力量，还要切实钻到它社会里面去，用过体察的工夫。韦尔斯说，欧洲人不知中国，其重要意义就在此点。我们看了上中下三篇整千页的《欧美人之日本观》，觉得他无甚心得，并不深刻真挚，也是此理。到得本国人说本国的民族，这些条件工具是比之外国容易完备了，然而却有第二种的障碍，这种障碍更是不容易打破，其由外力支配所生的障碍，姑且撇开，而自身的因缘成为心理的拘囚偏执，就会弄到如黑智儿（黑格尔）那样一个大哲学家，抬起德意志民族，认做神的表现，世界的选民，其实如季陶先生此书所引吉田松荫《坐狱日录》一段话，也和黑智儿的出发点相同，不过一个穿了古代神教的衣，一个穿了近代哲学的衣而已。《大学》说得好，“人莫知其子之恶，而莫知其苗之硕。”上句是由于爱，下句是由于贪，真是不把种种“之其所……而辟焉”的障碍打销，决寻不出鞭辟入里公平至当的批判。批评自己的民族，犹之批评自己本身。近来有见识的人也晓得说说，如果真是一个革命者，就能对自己作公开的批评，这话是不错的。自己的检查，比别人的检查更为便当。责备自己，应该比别人的责备更为深刻。然而事实上往往不然。遇着老于世故人情的人，反而善于用责备自己的口头话来作辩护自己的手段。浅之如张作霖骂张学良，说这小子太不懂事，深之如莫斯科CP本部，骂中国CPCY幼稚，都是假责备来为自己辩护的。日本人批评日本，说到自己短处，晓得回护不来的，也每每犯这种毛病。然而因为他有他的立场，我们应该原谅他的。白香山的诗说：“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批评自己的民族，仿佛有这个道理。而“我田引水”，又是相因而至的事情。季陶先生说：
一个关闭的岛国，他的思想变动，当然离不了外来的感化。在他自己本身，绝不容易创造世界特殊的文明而接受世界的文明。却是岛国的特长，我们观察日本的历史，应该不要遗漏这一点。
他们以赤条条一无所有的民族，由海上流到日本岛，居然能够滋生发展，平定土番造成一个强大的部落，支配许多土著和外来的民族，而且同化了。他们更从高丽、中国、印度输入各种物质的精神的文明，而且能够通通消化起来，适应于自己的生活。选出一种特性，完成他的国家组织，更把这个力量来做基础，迎着欧力东侵的时代趋向，接受由西方传来的科学文明造成现代的势力，民族的数量现在居然可以和德法相比，在东方各民族中，取得一个先进的地位，这些都是证明他的优点。我们看见日本人许多小气的地方，觉得总脱不了岛国的狭隘性。看见他们许多贪得无厌崇拜欧美而鄙弃中国的种种言行，又觉得他们总没有公道的精神。可是我们在客观的地位，细细研究他，实在日本这一个民族，他的自信心，和向上心，都算是十分可敬。总理说：一个民族的存在和发展，要以自信力作基础。这的确是非常要紧。所以日本人那一种的“日本迷”，也是未可厚非。
大抵批评一种历史民族，不在乎说他的好坏，而只要还他一个究竟是什么，和为什么这样？季陶先生这本书，完全从此种态度出发，所以做了日本人的律师，同时又做了他的审判官，而且是极公平正直不受贿托，不为势力所左右压迫的律师审判官。说日本是信神的民族，不含一些鄙视的心事。说日本是好美的民族，也并没有过分的恭维。一个自杀情死的事实，说明他是信仰真实性的表现。这一种科学的批评的精神，是我们应该都提倡的。
季陶先生这次回到上海，一见面就说：“我近来又做了一部日本论，可惜今天没有带稿子来给你看。”我说：“此之前几年登在建设杂志的那篇《日本论》怎么样？”他说：“你先说你对于我的旧作，有什么意见。”我说，那一篇文字好是好的，不过我觉得主观过重，好像有心说人家坏话，人家有些好处，也说成坏处了。他说：“对得很，简直被你一言道破，我这回改作的一部日本论，却完全是平心静气的研究，决没有从前偏执成见的毛病，我明天带来，你看过觉得不错，就请你作一篇序。”到第二天，他果然把稿子带来，一眼望去已经是十多万字，他笑着说：“我做《建设》和《星期评论》文章的时候，我总是将稿子带来寻你，站在你的椅子后面，把捉着你的手，按到纸上，而我却一句一句的朗诵起来，遇有商榷的疑问，才始停止，商榷过了，又是继续的朗诵，我认为是我生平一件快事。现在这部《日本论》太长，可惜用不着这个顽意。”我和他都不觉大笑起来，及他去后我费一日一夜的工夫，将他这本书细细读过，真有点爱不释手的光景。看过从前那篇《日本观》，尤其觉得这书有味，不只他的研究和构成方法，和旧作不同，就是文章也有异样的色彩。季陶的文章，大概有三个时期不同。第一个时期是从做《天铎报》，以至《民国杂志》，雄畅是他的本色，惟有时修词的工夫，有些来不及。到《星期评论》、《建设杂志》是第二个时期，既改文体为话体，大畅所欲言，而修理整然，渣滓绝少，比以前有很大的进步了。
现在这部《日本论》，就更加陶练，深入显出，不露一些辛苦的痕迹，理解的精确，而文章的能事，足与相副。其中如《今天的田中大将》一个题目下，指摘世界的思潮。《信仰的真实性》里面，发抒他的人生观，都是博大雄深的文字。而《秋山真之》一篇，仿佛极善写生的短篇小说。《好美的国民》一篇，却含有许多诗意。在做《国民杂志》那时候季陶先生常对我说，自恨做文章的工具不足，现在应该没有这种遗憾了。其余还有许多绪论名言，往往可以摘取出来，或作国民一般的殷鉴，或作青年行动的指针。而季陶先生却是偶然证合，有感斯发，既不是“我田引水”“削足适履”，也不是“借他人的酒杯浇自己的垒块”，季陶先生的高声朗诵，确是“奇文共欣赏”的方法。我在一日一夜之中，欣赏所得，就随手写些出来当作一篇序文，贡献于阅者，并留着许多说不尽的好处，让读者自己去欣赏。固然介绍这部日本论，应该还有重要的意义，不止是从这本学得科学批评的方法，和鉴识季陶先生最近的作风。但是中国人何以有研究日本问题的必要，季陶先生开宗明义，已经说得清楚尽致，不用我来赘述，这并不是我的忽略，我想青年一经提醒，决没有做智识上的义和团的。
民国十七年
[ 本帖最后由 99999 于 2008-5-7 21:23 编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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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999 (2008-5-07 21:21:03)
中国到日本去留学的人，也就不少了。的确的数目，虽然不晓得，大概至少总应该有十万人。这十万留学生，他们对于“日本”这个题目，有什么样的研究？除了三十年前黄公度先生著了一部《日本国志》而外，我没有看见有什么专论日本的书籍。我自己对于日本，也没有作过什么系统的研究，没有较为成器的著作。民国六年，在《民国日报》上面，登过一篇连载四十天的文章，也不过是批评当时的政局，和十年来日本所倡的“亲善政策”。离“日本”这个题目还是很远。但是我十几年来，总抱着一个希望，想要把“日本”这一个题目，从历史的研究上，把他的哲学、文学、宗教、政治、风俗以及构成这种种东西的动力材料，用我的思索评判的能力，在中国人的面前，清清楚楚的解剖开来，再一丝不乱的装置起来。但是我心有余而力不足，讲古代的研究呢？读过日本书，既然不多，对于东方民族语言学，毫无所知，中国的历史，尚且一些没有用过工夫，研究日本古籍的力量，自然是不够。讲近代的研究呢？我也不曾切切实实的，钻到他社会里面去，用过体察的工夫。所以要作一部有价值批评日本的书，决不是现在的我所做得到的。不过十多年来，在直觉上，也多多少少有一点支离破碎的观察。在目前大家注意日本问题的时候，姑且略略的讲一讲，或者是大家所愿意听的。
你们试跑到日本书店里去看，日本所做关于中国的书籍有多少？哲学、文学、艺术、政治、经济、社会、地理、历史各种方面，分门别类的，有几千种。每一个月杂志上所登载讲“中国问题”的文章，有几百篇。参谋部、陆军省、海军军令部、海军省、农商务省、外务省、各团体、各公司，派来中国长住调查或是旅行视察的人员，每年有几千个。单是近年出版的丛书，每册在五百页以上，每部在十册以上的，总有好几种，一千页以上的大著，也有百余卷。“中国”这个题目，日本人也不晓得放在解剖台上，解剖了几千百次，装在试验管里化验了几千百次。我们中国人却只是一味的排斥反对，再不肯做研究工夫，几乎连日本字都不愿意看，日本话都不愿意听，日本人都不愿意见，这真叫做“思想上闭关自守”、“智识上的义和团”了。
我记得从前在日本读书的时候，有好些个同学的人，大家都不愿意研究日本文、日本话。问他们为什么？他们答我的，大约有两种话：一种说日本文日本话没有用处，不比得英国话回了国还是有用的。一种是说日本的本身，没有什么研究价值，他除了由中国、印度、欧洲输入的文明而外，一点什么都没有，所以不值得研究。这两种意思，我以为前者是受了“实利主义”的害，后者是受了“自大思想”的害。最近十年来，日本留学生比以前少了些，速成学生没有了，在大学文科的人，有几个稍为欢喜和日本书籍亲近些。所以偶尔还看见有介绍日本文学思想的文字。但只是限于近代的著述，而且很简单。整个批评日本的历史，足以供觇国者参考的，依然不多见。
我劝中国人，从今以后，要切切实实的下一个研究日本的工夫。他们的性格怎么样？他们的思想怎么样？他们风俗习惯怎么样？他们国家和社会的基础在哪里？他们生活根据在哪里？都要切实做过研究的工夫。要晓得他的过去如何，方才晓得他的现在是从哪里来的。晓得他现在的真相，方才能够推测他将来的趋向是怎样的。拿句旧话来说，“知彼知己，百战百胜”，无论是怎样反对他攻击他，总而言之，非晓得他不可。何况在学术上、思想上、种族上，日本这一个民族，在远东地方，除了中国而外，要算是一个顶大的民族。他的历史，关系着中国、印度、波斯、马来，以及朝鲜、满州、蒙古。近代三百多年来，在世界文化史上的地位，更是重要。我们单就学问本身上说，也有从各种方面作专门研究的价值和必要，决不可淡然置之的。
我观察日本错不错，是另外一个问题。但是我很希望多数人批评我的错。倘若因为批评我的错而引出有价值的著作来，那么，我这一篇小著，也就不为无益了。
99999 (2008-5-07 21:21:43)
各个民族，都有许多特殊的神话，在历史上是很有价值的。日本人向来也有一个迷信，以为他们的国体，他们的民族，是世界上哪里都找不出来的，是神造的。皇帝就是神的直系子孙，所以能够“万世一系天壤无穷”。自从欧洲的科学思想，输进了日本以后，那些科学家，应该渐渐和迷信离开，把这种神话，用科学的研究法来重新整理了。却是学者里面，现在还有几个靠迷信过日子的人，把这些神话照样认为一点不错的事实。从前我有一个先生，是国法学专家，名叫做笕克彦。论他的学问呢？的确是渊博精深。而且从前他和我们讲宪法学的时候，他的思想，确是很进步。我个人的思想上，受他的启发不少。那时他的法理学，在重法文而轻理论的当时日本法律学界，有很彰著的革命色彩。后来一点一点的向迷信一边走，近年来的著作，差不多完全是神话。而他对于这些神话，绝对不用实证的考古学上的研究，只一味用自己的思索，在上古传来的神话上，加些自己的哲学理论，使那些神话，更加神秘些。听说在法科大学上讲堂时候，开讲要闭着眼合着手，对他幻想中的“祖神”表一番敬意。讲完了的时候，亦复如此。细细考察起来，原来他的祖父，是神社里的神官。他这迷信系统，就是从那里来的。还有一个专门主张侵略满蒙并吞中国的内田良平，他的父亲，也是神官。此外陆海军军人里面，迷信“神权”和“神造国家”这些自尊自大自囿的传说的，不晓得有多少。
就表面上看来，日本最盛的宗教是佛教，其实日本治者阶级的宗教，却是神教。神教的信徒，很多极力排斥佛教，不遗余力的人，他们的理论，大概和韩退之一类，以排斥外来思想为主要目的。然而佛教的僧侣，绝没有敢否认神教的。有些附会穿凿的调和者，不是说某神即是某佛，便说某佛即是某神，这也是表现宗教之政治的地位和关系，各国都常有相类似的事实的。日本人迷信他们的国家，是世界无比的国家，他们的皇室，是世界无比的统治者，他们的民族，是世界最优秀的“神选民族”，这种思想，都从神教的信仰产生出来的，其实也不过是宗法社会里面崇敬祖宗的道理。笕克彦博士说：“日本的国体，是万邦无比的模范国体，无论到什么时候，决不会有人来破坏国体的。日本国体的精华，就是古来的神道。日本国家的权力，就是神道惟一信仰的表现。天皇就是最高的神的表现。爱神、敬神、皈依于神，以神表现的力量，就是天皇的大权。”这些思想本来也不是笕博士自己所发明，不过新式的法学家里面，要算他是一个专讲国粹的人罢了。
上面所讲的那些传说，不用说是发生在日本有文字以前的。自从中国文化和印度文化输入日本以后，外来的制度文物，成了日本文化的基础。日本的国民，不是皈依释迦，便是尊崇孔子。后来渐渐文明发达，组织进步，国家的力量，也就强大起来。丰臣秀吉打平了国内群雄，战败朝鲜，日本的武功，已经到了极盛时代。德川氏承续丰臣氏的霸权以后，政治文物，灿然大备。传入日本千余年的印度、中国的思想，已经和日本人的生活，融成一片。于是日本民族自尊的思想，遂勃然发生。有一个有名的学者，叫做山鹿素行，在这民族自尊心的鼓荡里面，创起一个日本古学派。这一个日本古学派之学术的内容，完全是中国的学问，并且标榜他的学问，是直承孔子，他对于中国儒家的学说，连曾子以下，都不认为满意。对于汉唐宋诸家，尤其对于宋儒，更抨击无遗，以为宋儒的思想，是破坏孔子之道的异端。但是他却借了中国的学问来造成日本民族的中心思想。我们看他的著作，就晓得在方法上、理论上，都没有一点不是从中国学问得来，没有一处不推崇孔子之道，而精神却绝对两样。他是鼓吹“神造国家”“君主神权”。山鹿氏所著《中朝事实》一本书里面，把他的思想根据，也就发挥尽致了。再从另一方面，日本民间的信神思想，一方面受着中国思想的影响，一方面受着佛教思想的感化，随日本统一的国力发展，渐渐脱却了地方色彩生出国家的色彩。而这一种新国家色彩，又由宗教的信仰，和文学美术的陶融，赋与以较为优美高尚而有力的世界性和社会性。后来日本种种进步，都要算是这一个时代的产儿。那些传说，是什么东西呢？不用说，就是中国子不语的“盘古王开天地”“女娲氏炼石补天”。我且把日本古事说里面开天辟地的一段，译了出来，别种传说的内容，也就可以即此类推了。
“天神下了一个诏书给依邪那岐命、伊邪那美命两位尊神，要他把那个漂荡的国土，修理坚固，又赐他一根‘天沼矛’。这两个尊神，领了诏书，站在天浮桥的上面，把‘天沼矛’往下面海水里一搅，抽起来的时候，矛尖上的海水，滴了下去，积了起来使成了一个岛，这就叫做淤能碁吕岛。”
这一种传说，我们从他的象征研究起来，很容易明白是由男女生殖观念发生出来的，天沼矛就是男子生殖器的象征，而这一篇故事，无非是表现“男女构精，万物化生”。在古代思想里面，几乎没有一个民族没有这一类的信仰，而在男系家族制度扩大起来的日本统治组织上面，更是很自然的事实，绝不足奇的。
99999 (2008-5-07 21:22:20)
中国在孔子的时代，封建制度渐渐破裂，交通的发达，工商业的进步，一方面打破了旧国家观念，一方面产生出人类同胞的世界思想。这时已经打破了许多传说的迷信，抛弃了君主神权，而平民思想和平天下的思想，就从此刻兴盛起来。日本到了现代，还没有完全脱离君主神权的迷信。就近代科学文明看来，日本的学问，固然较中国进步了许多，这不过是最近五六十年的事实，除却了欧洲传来科学文明和中国印度所输进的哲学宗教思想而外，日本固有的思想，不能不说是幼稚。然而这件事不能算是日本的耻辱。并且他幼稚的地方，正是他蓬蓬勃勃，富有进取精神发展余地的地方，绝没有一些衰老颓唐的气象。他是一个岛国，而且在文化历史上，年代比较短些。他的部落生活，到武家政治出现，才渐渐打破，直到德川时代，造成了统一的封建制度，才算是造成了现代统一的民族国家基础。如果从社会的发展历史上看来，日本的维新，则和秦汉的统一足以相比。
这一个神权的思想，差不多支配了日本的治者阶级，以为皇帝的大权宝位，是天神传授下来的。和德国凯撒说他自己是天使，德国民族是天的选民，一样荒唐。那些军人和贵族，他们的地位既由传统而来，当然也一样迷信部落时代的传说，或者有些理想上知识上，已经打破了这种观念的人，为维持阶级特权，也决不敢便说这些神话是假的。今天还活着的封建时代遗留下来七八十岁的老人们，本来脑根里面所装的，只有一些封建时代的故事，不用说除了这种迷信之外，再也没有他自己的个性精神，这也是毫不足怪的。不过当此刻这样一个时代，日本政治的支配权，还脱不了这一种人的手，不能不说是危险万状了。
神秘思想，成为日本人上古时代国家观念的根源，这是毫不足怪的。到了中古时代，中国的儒家思想，和印度的佛教思想占了势力，那一种狭隘的宗族国家观念，已经渐渐消沉下去。后来日本人咀嚼消化中国文明的力量增加起来，把中国和印度的文明，化合成一种日本自己的文明，这时日本自己统一的民族文化，已经具备了一个规模，当然要求独立的思想，于是神权说又重新勃兴起来。我们看山鹿素行讲到中国的学说，只推尊孔子，把汉以后的学说，看作异端邪说，我可以晓得他们复古情绪中所含的创造精神了。此时他的范围已扩大了许多，从前只是在日本岛国里面，主张神的权力，到得山鹿素行时代，更进一步，居然对于世界，主张起日本的神权来了。日本的明治维新，就是神权思想的时代化，所以他们自称是王政复古。那些倡王政复古的学者，虽然是各方面都有，汉学家的力量尤其大，然而推动的主力，还是要算山鹿素行一系的古学家。且把素行学派中后起的吉田松阴的著作，详详细细的看起来，就晓得日本维新史的“心理的意义”在哪里了。《坐狱日录》里面有一节说：
“皇统绵绵，传之千万世而不能易，此决非偶然。‘皇道’之基本，就是在此。当初天照皇大神，传授三种神器，给琼琼杵尊之时，曾发过一个誓，说是‘皇统的兴隆，可以有和天地一样长的寿’。中国和印度那样的国家，他们的皇统怎么样，我是不晓得，却是日本皇统的运命，就是和天地一样长寿的。”
和吉田松阴同时的一个有名的学者，叫做藤田东湖，他也是以神权为日本民族思想的中心。他说“天地的发源，人类的根本，就是天神”。德川末代有名的历史家汉文学家，叫赖山阳，著《日本政记》《日本外史》。他的思想系统学问系统，是比较纯正的儒家，所以纪史断自神武。但是到底还要列一个什么神什么命的表，放在卷首，不敢竟把这些荒远无稽的事实抹杀，也没有对于这些记载，下过一点批评。日本维新，得力于山阳的文字甚多，而藤田东湖，又是维新前期从思想学术上鼓舞群伦的大学者，而他们的思想，只是如此。
以上所讲的，是关于日本民族思想的一种观察，日本人的国体观念，大都由这一种神权的民族思想而来。日本自从鸟羽帝的时代（宋徽宗时候），全国兵权归了平源二氏以来，逐渐把部落纷然并存，组织散漫，文化落后武功不立的日本诸岛，造成了一个雄藩并列的封建世界。又经过三数百年，到了丰臣削平国内争乱，德川继之，造成以武力为重心的文治，日本的制度文物，遂渐渐规模完备了。“国”的这一个字，在此时只是作藩国的意思解，和今天之所谓之国家迥殊。社会的阶级，也就随着封建制度的完成，造成一种很清楚的横的分段。用这横的分段，来支配纵的分工。这个制度，一直继续到西历1869年的明治时代方才废了。在这一个封建时代，讲文明呢，的确是日本一个很进步的时期。
在维新以后一切学术思想、政治能力、经济能力，种种基础，都在此时造起。日本人之所以有今日，全靠这四五百年的努力。因为那些藩国，不但是在武功上竞争，并且努力在文治上竞争，有文学武艺的学者，各藩主争先恐后，或是招来做自己的家臣，或是请了去做自己的客卿。在自己藩里呢，务必要使自己家臣子弟，能够造成文武两套全才，给他藩里做永久的护卫。那些武士，也巴不得他的藩主权力膨胀，土地拓张，他们自己收入也可以加增多少石。因为藩主是极大的地主，农夫是大地主的农奴，武士是给大地主个人管理家务防御外侮的仆人。“萨木来”这个字的意思，就是明明白白一个“侍者”的意思。俗语叫做“家来”，也是如此。就这些事实看来，“武士道”这一种主义，要是用今天我们的思想来批评，他的最初的事实，不用说只是一种“奴道”。武士道的观念，就是封建制度下面的食禄报恩主义。至于山鹿素行大道寺友山那些讲“士道”“武道”内容的书籍，乃是在武士的关系加重、地位增高，已经形成了统治阶级的时候，在武士道的上面，穿上了儒家道德的衣服。其实“武士道”的最初本质，并不是出于怎样精微高远的理想，当然更不是一种特殊进步的制度。不过是封建制度下面必然发生的当然习性罢了。
我们要注意的，就是由制度论的武士道，一进而为道德论的武士道，再进而为信仰论的武士道。到了明治时代，更由旧道德论旧信仰论的武士道，加上一种维新革命的精神，把欧洲思想，融合其中，造成一种维新时期中的政治道德的基础，这当中种种内容扩大和变迁，是很值得我们研究的。在封建制度的下面，武士阶级，是社会组织的中坚。上而公卿大名，下而百姓町人，在整个的社会体系当中，武士负维持全体社会之适宜的存在发展的职责。一个方面，包含着名教宗法的特色，然而单是名教宗法，决不能保持社会生活的安定，和发扬社会生活的情趣，所以在另一个方面，更不能不具备一种人情世态的要素。所以高尚的武士生活，可以叫作“血泪生活”，血是对家主的牺牲，泪是对百姓的怜爱。我们见到德川时代的武士道之富于生活的情趣时，才可以了解武士阶级，所以能成为维新主要动力的缘故，这是研究日本的人所最宜留意的。
99999 (2008-5-07 21:23:41)
日本六十年前封建时代的社会阶级制度，差不多是现代的中国人所梦想不到的。古代中国的儒家思想，和印度的佛教思想，宣传了许久，但是极平和的佛教，到了日本以后，顺应着封建时代的人心，也变成了一个“强性的宗教”。或者是为宗派打仗，或者是为拥护一派的护法大名打仗。僧侣的本身，都带着“萨木来”的臭味。佛教爱人爱物无抵抗的精神，在日本封建时代，一变而为牺牲的争斗精神。把“罗汉道”杀内贼的工夫，用在杀外敌的上面，也就和武士道没有冲突。把天龙八部人非人的观念，应用在阶级的制度上面，也就觉得阶级的存在，没有什么不应该。所以我们可以晓得，一个宗教的制度思想的变迁，完全适应社会生活的要求，同是一个宗教，他所行的地方不同，所支配的阶级不同，他那一个宗教的思想和制度，也就完全跟着变易的。在日本语言里面，有很多话是从前佛经的用语来的，然而和佛语的本义，完全两样，譬如两人相打的时候，常用的“畜牲!觉悟罢!”就是一个很明显的证据。
我们要在日本的纯文学里面，去看佛教的感化，材料是多得极了。本来日本吸收中国文化，一大部分是由佛教来的。最初的留学生，十个九个都是僧侣。他们借用中国文字记述日本语言，造出一种所谓“假名”来。“假名”这两字的意义，已经是很深长的了。而最初所制的“伊吕波歌”就是很纯正的佛教诸行无常的思想。文字排列之巧妙，实在是很值得称赞的。我们再看日本人的饮食，他们能吸收去的中国食品制法，实在都是僧侣的常食品。如像豆腐、豆腐皮、豆腐衣、豆豉、咸菜、麦麸种种。现在的日本人忘记了，以为是日本的特产。中国人到日本的，也不觉得这些东西有什么来历，然而我们可以确实晓得，这是完全由僧侣吸收去的文化。
在民间的文学里面，在贵族的文学里面，我们都看得出很多的佛教关系来。就是日本最古的一种“能乐”，这是和“神教”有密切关系的，而他们后起的谣曲，有许多题材，是采诸佛教里面的故事传说。可是我们在任何方面，都看得出日本人的佛教思想，绝对和中国的两样。他们的佛教，在贵族里面，确是含着不少积极的牺牲的精神。而在民间方面，又含得有不少的人情世态的趣味。比起中国艰苦而枯寂的佛教来，的确是大不相同。
印度的佛教，经过中国，传入日本以后，我们看得出，明明白白，分出三个时期。第一个时期，是神佛对立的时期。本来日本人是崇拜神教的，神教是什么东西呢？就是宗法社会里面必然应有之义的祖先崇拜。这一种拜神思想，本来是很幼稚的。然而部落的权力，渐渐扩大，到得诸部落统一于一族的时候，当然要生出一种调和的理论，组织的体制来。日本的文化是在中国文化传入之后，才有统一和组织的工具。于是中国敬天敬神敬鬼的思想，给他们的神教，充实了不少的内容。然而这个时代，中国的佛教文化与中国的道德文化，同时输入进去了。并且佛教的输入，更占了很重要的地位。这两种不同的思想，在政治上，在社会上，当然不是容易调和的。一个是世界无差别，一个是九族分亲疏；一个是冤亲平等，一个是正名定分严体重刑。此时神佛两教，在输出国的中国，已经是最大的冲突期，在输入国的日本，更不是容易调和的了。
然而久而久之，应于他那社会的必要，不能不想出种种的调和方法来。“历史上的后进文化上的先进的佛教”便运用着很微妙的经义，造出一种“本地垂迹说”来。在实际的势力上，要把幼稚的拜神信徒，拉到佛寺里来，便先在理论上，把佛教的信仰投降到“神”的威力下去。某神就是某菩萨的体现，这一种的混合信仰，便由此而生了。这是第二个时期。
日本人如果是弱者，如果四围有了强固的信佛威力，这神教的信仰，或者就会绝灭了。然而四围的情况不是如此，日本国内的情况也不是如此。所以随着汉学的进步，封建制度的完成，与武家势力的膨胀，日本古学派哲学突然创兴起来。直到日本维新的时代，日本民族一方面抛弃了“日本三岛的封建制”而加入“地球的民族封建制”下去活动，一面就很严密地定出神佛的区分，这是第三个时期。由对立而混合，再由混合而对立，这是两个很大的变动，他们应该从里面学得许多的教训罢!
99999 (2008-5-07 21:24:48)
农民没有土地所有权，一切土地，都是藩主的。不能有“姓”，不能带刀。这种现象，还是中国三千年前的制度，除了皇帝公卿藩主武士治者阶级而外，其余的人，都不承认有完全的人格。此外还有一种第四五层阶级的最苦人民，叫“秽多”“非人”，是完全驱逐到人类生活以外的。那些武士，往往制了一把新刀，要试验刀的利钝，可以随便去找了一个“非人”杀。而最奇妙的，就是连这特殊的阶级制，也借用着佛经中的用语。此种残酷的社会组织，和治者阶级的残酷习惯，可以证明日本的文化年代之浅与程度之低了。秽多非人这一个阶级，至今还是存在，近年来日本社会运动当中最重要的一个运动，叫做“水平运动”，就是这一种特殊部落的民众争自由的运动。将来日本革命的烽火，恐怕是这一种民众做最先头的部队了。
有一个贵族院议员叫杉田定一，他是从前自由党的名士，民国五六年时，有一天我去访他，看见他的书房里供着一个孔子像。他对我说：“这个孔子像，是很有来历的。我家里本来是农民，我的父亲是很慈善的。想到智识这样东西，人人都应该要有，就请了一个有学问的汉学先生，在我家里教村中那些农民念书。被藩里的武士们晓得了，说我们读书是僭越，就把我家抄了，教书先生也赶走了，种田的权利也没收了。这孔子像还是在那时候拼命夺出来的。那个时代欧美的民权思想，已经渐渐输入了进来，汉学思想和欧美思想相融和，就有许多的人，觉得这一种非人道的封建制度，非打破不可，这实在是由种种环境发生出来的自觉运动。”他这个议论，我以为很的确。明治维新，一面是反对幕府政治的王政统一运动，一面是民间要求人权平等自由的运动。倡尊王讨幕的人，和倡民权自由的人，虽说两种都出自“公卿”和“武士”两阶级，但是这民权运动，纯是一个思想上的革命，是人类固有的同情互助的本能的发展，而欧洲自由思想做了他们的模范。和萨长两藩专靠强力来占据政治地位不同。且看民权运动最有力的领袖板垣退助，他的思想，完全是受法国卢骚《民约论》的感化。近来日本的文化制度，虽然大半由德国学来，却是唤起日本人“同胞观念”，使日本人能够从封建时代的阶级统治观念里觉醒起来，打破阶级专横的宗法制度，法国民权思想的功绩真是不少。而我们更可以得到一个重要的材料，来证明唯物主义者的阶级斗争的理论，并不合革命史上的全部事实。譬如日本维新的结果，解放了农民阶级，使农民得到土地所有权和政治上、法律上的地位。这个运动并不是起自农民自动，而仍旧是武士阶级当中许多仁人志士鼓吹起来的。
99999 (2008-5-07 21:25:25)
日本自从平源执政以后，争权杀伐，没有一天休息，战事的事越多，武士的权力越是强大。到了德川氏的时代，幕府的权势，非常巩固，各国诸侯势力，又能够保持均衡，所以大家都是注意保守自己的地盘，不愿意从事战争。文学哲学，当然随着平和的幸福，发达起来。一种是古学派神权思想的复兴，一种是荷兰学问的输入，一种是汉学的发达。古学派神权思想的根源，前两段已经大略讲过了。荷兰学问的输入，在日本文明上，除了天文、数学、筑城、造兵、医药等智识而外，在精神科学方面，简直看不出什么进步。只是德川时代汉学发达，在思想上，在统一的制度文物上，的确是日本近代文明的基础。就是纯日本学派的神权主义者，在思想的组织方面，也完全是从汉学里面去学来的。所以中国哲学思想，在德川时代，可以叫作全盛时期。他们在中国哲学思想里面，得的最大利益是什么呢？就是“仁爱观念”和“天下观念”。如阳明学派的中江藤树、朱子学派的藤原惺窝、中村惕斋，都是努力鼓吹“仁爱”的。从制度上看来，这种由日本社会进化自然程序发生出来的种种阶级制度，和治者阶级的性格，可以证明日本在部落斗争的时代，最大缺点是“仁爱观念”和“天下观念”的薄弱。德川氏时代统一的政治，使全部日本，达到了车同轨书同文行同伦的时期，我们从儒家思想的发达，和明治初年民权思想的发达看来，就可以晓得，日本近代文明的进步恰恰和“仁爱观念”的进步成正比例。而这仁爱观念发展的原因，全在于政冶的统一和物质文明的进步，社会组织的整理。现在日本的治者阶级系统，都由封建时代的“萨木来”直传下来的。明治时代的教育主义，标榜一个武士道，更是因袭封建时代的食禄报恩主义。一部明治维新史，如果只把表面的事实，作为研究的材料，或者只注意他最近几十年的事实，忘却德川时代三百年的治绩，是不对的。因为一个时代的革命，种种破坏和建设的完成，一定不能超出那一个民族的社会生活之外。倘若哪一个社会里面，没有预备起改造的材料，没有养成一种改造的能力，单靠少数人的运动，决计不会成功。即使四围的环境去逼迫他，也不容易在很短的期间造成他的能力。所以我说，欧洲和美国势力的压迫，只是成为日本动摇的原因，成为引起革命的原因，而其革命所以能在短期间内成功，则完全是历史所养成的种种能力的表现，而决不是从外面输入去的。
日本有许多自大自尊的学者，往往欢喜把“日本化”三个字放在脑筋里，不肯放弃，动辄喜欢讲日本的特殊文明。这种观念，当然不脱“日本的迷信”。日本的文明是什么东西？日本的学者，虽然有许多的附会，许多的粉饰，但是如果从日本史籍里面，把中国的、印度的、欧美的文化，通同取了出来，赤裸裸的留下一个日本固有的本质，我想会和南洋吐蕃差不多。文明本是人类公有的，如果不是明白认定一个人类，认定一个世界，在世界人类的普遍性上去立足，结果一定要落到神权迷信上去的。但是我们也要晓得，这一种自尊心，也是民族存在发展的基础。如果一个民族，没有文明的同化性，不能吸收世界的文明，一定不能进步，不能在文化的生活上面立足。但是如果没有一种自己保存，自己发展的能力，只能被人同化而不能同化人，也是不能立足的。在这种地方，我们很看得出日本民族的优越处来。他们本是赤条条一无所有的。照他们自己的神话来说，只有“剑”“镜”“玉”三样神器，也就大生问题。这三样神器是什么时代，由什么地方来的，究竟有没有这三样东西，也都当待考证。然而他们以赤条条一无所有的民族，由海上流到日本岛，居然能够滋生发展，平定吐蕃，造成一个强大的部落，支配许多土著和外来的民族，而且同化了他们。更从高丽、中国、印度输入各种物质的、精神的文明，而且能够通同消化起来，适应于自己的生活，造出一种特性，完成他的国家组织。更把这个力量来做基础，迎着欧力东侵的时代趋向，接受由西方传来的科学文明，造成现代的势力。民族的数量，现在居然足以和德法相比。在东方各民族中，取得一个先进的地位。这些都是证明他的优点。我们看见日本人许多小气的地方，觉得总脱不了岛国的狭隘性。看见他们许多贪得无厌崇拜欧美而鄙弃中国的种种言行，又觉得他们总没有公道的精神。可是我们在客观的地位，细细研究，实在日本这一个民族，他的自信心和向上心，都要算是十分可敬。总理说：一个民族的存在和发展，要以自信的能力作基础，这的确是非常的要紧，所以日本人那一种“日本迷”，也是未可厚非，不过从今天以后，是再也行不通的了。
99999 (2008-5-07 21:25:57)
封建时代“武士”的生活条件，可以用极简单的话概括起来。一是击剑，二是读书，三是交友。击剑读书，是武士一定要有的本事。不会击剑的人，当然没有做武士的资格。没有学问，便不能够在武士阶级里面求生活的向上。至于交友这一层，是封建时代武士阶级“社会性”的表现。在这个时代，一切经济关系、社会关系，都是极单调的。武士的责任，第一是拥护他们主人的家，第二就是拥护他们自己的家和他自己的生存。所以武士们自己认定自己的主要目的，就是“为主家”。这句话的真意，就是为主人和自己的家系家名而奋斗。解剖开来说，武士的家系，是藩主的家系的从属，武士自身，又为藩主本身或藩主家系和自己家系的从属。这家系的观念，和宗法的神权迷信，当然有密切的关系。所以那些武士，为藩主的本身，或藩主的家系而奋斗的精神，不但是由物质上的社会关系经济关系结合成的，并且渊源于历史的因袭，含有不少的神秘气氛。“轻生死”“重然诺”“当意气”这种武士独有的特性，固然由于武士阶级的生活必要，但就精神方面看来，许多年遗传下来的生活意识所造成的道德和信仰，也是使他们肯于牺牲自己的生命和家族的生命而为主家奋斗的最要紧的因素。
在封建时代，这一种为保存家系而努力的事实和奋斗的精神，是他们社会所最赞美的。以为这是道德的极致，人生的真意，宇宙的大法。能够如此，就是最高人格，可以和神同体，与佛同化，与宇宙长存。越是神秘，越是悲哀，社会越是赞美。他们举国所赞美的武士道的精华，就事实上说明起来可以举出两件事，一件是“仇讨”，一件是“切腹”。“仇讨”是杀人，“切腹”就是自杀。
“仇讨”就是中国所谓复仇，本来是没有法治的野蛮社会里面的普通习惯。日本封建时代，这一种事实，不但是社会上赞美他，并且国里的藩主，还特别许可。日本从前那些文学家，往往把复仇的事实，当作最好的题材，或是用小说描写复仇者的性格，或是用诗歌去赞美他的行为。近代还有许多人，以为这复仇的事实，是日本人最高尚的精神，是日本人最优美的性格。其实这也是一种“民族的自画自赞”，如果这种行为，可以成为人类道德标准，那么非洲澳洲的土人，也就很有自负的资格了，不过这种行为，也是“生的奋斗”的精神。而他所以能具备一种力量，刺激后来的人，使人感觉他的优美和高尚，完全由于当时社会一般的文化思想，已经很进步，在单调而严格的封建制度下面，这两件事又最是一种破除成例的行为，值得一些文学家的歌咏。维新以后，日本人在民族生存竞争场里，能够占到优者位置，也有许多由这种遗传的道德观念来的。
复仇者的精神和身体，完全是受“种族保存”的原则支配。如像有名的曾我兄弟的复仇，是为自己的家事。大石良雄等所谓“元禄义举”，是为他们藩主的家事。此外为自己受人欺侮直接采取复仇手段的，更是多极了。赤穗事件最初的原因，就是为此。这种观察，都是就复仇者的本身着眼。完全和复仇事件没有利害关系的人，也往往有帮他人复仇的，日本话叫做“助大刀”。社会上对于这种为正义出力的人，也很赞美，武士道的精神，我以为在这“助大刀”上面，确实看得出许多正义的精神。比“复仇”本身，道德的意义，还是多一点。这种正义的同情心，不只在男子中如此，女子里面也很有这种美德，武士家女子，直接为君父夫复仇，或是为他人表同情，帮助他人复仇事业成功的事件，历史上很不少。这一种社会同情的热诚，确是封建时代日本女子的美德，直到今天，这种特色，还是极彰著的。再看日本维新历史的背后，有很多女性的活动，尤其是在苦海中的妓女，对于维新志士的同情扶助，非常之大。维新元勋的夫人，多半出自青楼，就是从这一种关系来的。
把这一种性格，从思想上学问上去奖励他完成他，是德川时代哲学思想的特色，而且是日本古学派哲学思想的特色。赤穗藩里所以能够生出大石良雄一般人，完全因为受了山鹿素行教育的结果。当时德川幕府所最奖励的朱子学派的学者，在整理日本的制度文物上面，确是很有功劳，然而精神却注重在汉和一体，不像素行一派，专事鼓吹日本主义。素行说：“大八洲的生成，出自天琼矛，形状和琼矛相似，所以叫细千足国。日本的雄武，真是应该的了。那天地开辟的时候，有多少的灵物，都不用他，偏要这天琼矛来开创，就是尊重武德，表扬雄义的缘故。”天琼矛是男子阳具的象征，这一种创世思想，渊源于男性崇拜，是很明白的。就这思想和历史的系统看来，也可以晓得日本的尚武思想军国主义，并不是由于中国思想，印度思想，纯是由日本宗法社会的神权迷信来的。近代德国军国主义的政治哲学，很受日本人的欢迎，自日俄战后，到欧战终结十几年当中，日本思想界最受感动的，就是普拉邱克一流的武士主义，和尼采一派的超人哲学。最近一转而为马克思的斗争主义，都有同类的因缘，我们看得到日本人的风气，和中国最大不同的地方，就是日本人在任何方面，都没有中国人晋朝人清谈而不负责，和六朝人软弱颓丧的堕落毛病。连最消极的“浮世派文学艺术”当中，都含着不少杀伐气。这都是最值得我们研究，最值得我们注意的。
99999 (2008-5-07 21:26:34)
封建时代的政权、兵权、土地所有权，是藩主和武士阶级专有的。学问也是武士阶级专有的。教育的机关，除了藩学而外，私立的学塾，也是为武士而设。商人工人农夫，不但是在社会阶级上，被武士压服，连智识上，也是被武士阶级压服了的。日本从前叫商人作“町人”，因为他们是住在街坊上的。叫农夫作“百姓”，这大概是把中国的熟语用错了。这两种人的品性，很可研究。农夫完全是靠务农生活，虽是一生一世，没有智识，没有学问，又没有社会上的荣誉地位，但是一生和自然做朋友，所以性格是很纯朴的。兼之那个时代政治思想，是重农主义，藩主武士们脑筋里，受着中国民以农为本的感化，至少对于百姓们的人格，不会有很大的轻侮，所以还过得去。惟有商人，在社会阶级上，既然处于被治的阶级，住的地方，又和治者阶级接近，所营的生业，又要依赖治者阶级。只在一种极鄙陋暧昧的空气里面，作世袭的守财奴，性格上自然发生出很龌龊的鄙卑习惯来。人格上毫无地位的商人，当然不会有高尚的德性，因为高尚的德性，不但不能够帮助他的生活，反而可以妨害他的生活的。有名的实业家涩泽荣一，他有一篇论封建时代商人性格的文章，讲得很清楚，看他这一段话，就可以明白六十年前的商人气质了。
从前国家的租税，为主的就是米。也有征收蜡、沙糖、蓝、盐各种货物的。幕府及各藩邦，把自己所征收的质物，用他们的官船，装到江户——就是现在的东京——大坂去，用投标的方法，卖给大商人，大商人再卖给门庄的小店家。此外虽然也有直接向农家收买米粮等类来贩卖的商人，不过大宗买卖，却是由官府出来的。所以那个时代的商人经营的，不过是一种小卖店。这大一点的商人，所谓“藏宿”（是代官府卖货兼做货栈的商人）、“御用达”（是专替官府做买卖的大掮客），都是历代相传的大家。主人只要在屋子里面招呼一点年节计算，就可以了，其余生意的事，都是交给经理的人。到各藩府里出入，年节非送礼不可，对那些官吏，非请他们吃酒嫖妓不可，只要这种事做得周到，生意就大可以发达了。
这个时代，商人和官吏的社会阶级，相差得很远，绝对是不能够同席谈话的。极端的讲，简直就是没有把商人当人，江户那样大都会，比较好一点，小藩地方，尤其厉害。小小一个代官出门，商人农夫都要跪在地下。商人见了武士，无论什么事，都是绝对不能够辩论是非曲直。如果武士们出了一个难题，实在不能应承，也不过只敢说：“贵意是一点不错的，请许我详详细细的想过之后，再来回明就是。”总而言之，当时商人对武士，实在卑污到极点的了。
商人既处于卑贱的地位，当然养成了一种卑劣的性格。从前那些武士们，对于商人，是很鄙屑的，他们所读的中国书，也都是充满了贱商主义的文字，以为这是下贱人天生成了习性，叫这种性质做“町人根性”。骂人的时候，也就是把这一句话用作顶恶劣卑贱的意义，一直到现在，上流社会里面的人，平常还拿这句话骂人。就这一点看来，就可以晓得日本的封建制度，一面是养成一部分食禄报恩主义的武士，一面也造成下贱卑劣的商人。武士的性格，是轻死生，重然诺。商人的性格，是轻信义，重金钱。一面是回教式的神秘道德，一面是犹太式的现金主义。所以承继武士道气质的武人，虽然专制，却是许多年来的历史，把他造就成一种意志坚强，自尊心丰富，能够不怕强权，同时也就不欺弱小。在战阵上能够奋勇杀敌，而在自己失败的时候，也就能够为惜名而自杀。我们要晓得欧洲尊重女子的风俗，是出于骑士怜爱女子，就可以推想所谓武士道的特质了。我常常想，何以欧洲人对于美洲土人，那样惨酷，竟忍心动辄坑杀数十万的土人，原来这种行径，绝不是出于纯粹的战士，而是出于拿了刀的商人和流犯。日本封建时代所谓“町人根性”，一方面是阴柔，而一方面是残酷，以政治上的弱者而争生活上的优胜，当然会产生这样的性格。现在日本的实业家里面除了明治时代受过新教育的人而外，那些八十岁级的老人里面，我们试把一个武士出身的涩泽，和町人出身的大仓，比较研究起来，一个是诚信的君子，一个是狡猾的市侩，一个高尚，一个卑陋，一个讲修养，一个讲势利，这种极不同的性格，就可以明明白白地看出武士、町人的差别了。
99999 (2008-5-07 21:27:07)
日本推翻幕府，恢复王室之原因，大约可以下列几件事，概括一切。是不是武断，大家且去研究日本维新的历史，便可以明白了。
（一）德川幕府本身的腐败。
（二）幕府和各藩的财政难，幕府武士的生活难。
（三）外国势力压迫渐烈，于是引起国民“攘夷倒幕”的感情。
（四）有力的雄藩，如长萨等，向来不满于幕府，久存待时而动的念头，又兼地理上和海外及京都的交通接近，所以成了“尊王攘夷”的重心。
（五）德川执政以后，古学派的神权王权思想普及，和汉学发达的影响。
以上所述的五个原因，如果一一叙述起来，决非这一篇小论文所能尽，总之当时日本幕府和各藩的情形，已经是到了穷极必变的时代。即使没有外来的种种原因，幕府的权力和各藩的地位，已经要动摇起来了。恰好这时欧美的势力，很猛烈地压迫了来，青年的武士们，只要看见外国人跋扈，幕府退让，恨得了不得，就标榜一个“尊王攘夷”的旗号去反对幕府。我们试看几十年欧美人记日本当时情形的书，就可以晓得当时倒幕原动力的浪人，差不多很像是义和团一流人物。在这个时代，各国强迫日本通商的行动，也一天比一天激烈。“黑船”的威力，决不是日本人的力量所能抗拒的。而且荷兰的兵学，输入日本很久，日本人已经晓得外国是有学问有力量的。一面尽管说“攘夷”，事实上哪里攘得来，于是在积极图强的必要上，当然更一面欢迎欧洲的学问。当时所谓“英学”“佛学”英吉利法兰西的学问的价值，渐渐的为一般人所认识。所以幕府一倒，“尊王攘夷”四个字的目标，就变成了“开国进取”。攘夷和开国，是两个矛盾的倾向，而这两个矛盾的倾向，都是造成了日本今日绝盛的基础。如果没有义和团的精神，决不能造成独立的文化，这是我们所应当晓得的。
倒幕府的事业是什么人做的？就是那受神权思想的武士。京都来的几个公卿，本来就不过是装门面的。什么三条实美、岩仓具视，不过是一般武士穿的号衣。这些武士们，平时脑筋里面，装满着英雄思想。幻想中的模范人格，不过日本战国时代的所谓七雄八将。什么丰臣秀吉的雄图，加藤清正的战功，塞满一头。在这一种下面来标榜起“开国进取”，这开国进取的意思，也就不问可知了。从前丰臣秀吉征朝鲜，他的目的，从“答朝鲜国王书”里面，可以看得出许多。我且把赖山阳《日本外史》所记的抄出来。
“日本丰臣秀吉，谨答朝鲜国王足下。吾邦诸道，久处分离，废乱纲纪，格阻帝命。秀吉为之愤激，披坚执锐，西讨东伐，以数年之间，而定六十余国。秀吉鄙人也，然当其在胎，母梦日入怀，占者曰：‘日光所临，莫不透彻，壮岁必耀武八表。’是故战必胜，攻必取。今海内既治，民富财足，帝京之盛，前古无比。夫人之居世，自古不满百岁，安能郁郁久居此乎？吾欲假道贵国，超越山海，直入于明，使其四百州尽化我俗，以施王政于亿万斯年，是秀吉宿志也。凡海外诸藩，役至者皆在所不释。贵国先修使币，帝甚嘉之。秀吉入明之日，其率士卒，会军营，以为我前导。
由这一篇拟史汉体的文章里面，我们不单可以看出秀吉的怀抱，也可以看出那时一般人的思想。我们可以断言，这一种气魄，这一种怀抱，是武家时代以前所决不会有的。而且当丰臣秀吉以前，日本国内统一之基未立，民族独立思想未成，中国的失败未著，都不会刺激出这种“问鼎之意”来。无论一种什么思想，似乎是先时代而生，实则也都是后时代而起，精神物质，是一物的两面，过去未来，是一时的两端。时代的生活要求产生思想，思想又促进新时代的要求，如是推移，乃成历史。然而就我们中国民族想来，以这样大的一个国家，这样古的文化，不能吸收近邻的小民族，反使四围的小民族，个个都生出“是可取而代也”的观念，这是何等的可耻呵!
在日本维新前的“攘夷”思想，是外力的压迫逼出来的，前面已经说过了，外力的压迫，大体可以分为两方面，一是北方俄国政治的压迫，一是南方欧美各国商船的来航，这两件所引起来的对抗思想，内容和方面，都有不同。由对抗俄国而起的攘夷思想是激越的，武力的，由对抗欧美诸国之航船而起的思想是打算的，经济的。这两个不同事实所引起的不同的倾向，其后在开国进取思想上的影响，也是不同。直至明治时代，支配日本国防政策外交政策的北进南进两个潮流，也都和这两个倾向，成很密切的连带，是我们所不能不注意的。
那时候的攘夷论，是些什么内容呢？我们也可以举几条文献来看看。
（一）肥后国细川山城守的上书中一节说：“本朝自有大法，交易云者，不外通信，此外则一切皆当谢绝。”
（二）佐贺藩主锡岛肥前守的上书中有一节说：“幕府之职，世号征夷大将军，此征夷二字，实为万世不易的眼目，当今太平日久，士气偷惰，正宜乘时奋发，耀威国外，乃足以挽回末运，奠定国基。”
（三）川越藩主松平太和守的上书中有一节说：“凡诸外夷，对于皇国有敢为不敬者，允宜施以皇国武力，悉加诛罚，以光国威。”
只此区区数节，也就可以揣测当时人的思想和知识了。在这样一种空气下面，最有力的刺激文字，就是宋明亡国的历史，蒙古满洲躁躏中国的事实。一般有志气的人，时时把这一种事实，来鼓舞全国国民团结抵抗的土气。而鸦片战争和英法联军战争两件大事，更把日本全国的武士的热血，沸腾起来。一面以亡国的危险，警告国民，一面也学习不少的国际情形。所以中国在十九世纪初中叶所受外国的压迫，也是日本维新的大兴奋剂。梁川星岩咏鸦片战史：
赤县神州殆一空，
可怜无个半英雄。
台湾流鬼无人岛，
切恐余波及大东。
山内容堂咏英法联军陷北京诗云：
谁教丑虏入燕城，
八百八街膻气腥。
开帙独诵淡庵集，
失声欲骂小朝廷。
这两首咏中国的诗，不用说是处处都对着日本当时的国情说话，想要激动全国士气的。幕府外受逼于外国的威力，内受逼于志士的责备，其非倒不可，实在已成了必然的事实。所以攘夷和倒幕，成了一桩事情，正和中国排满和排外，成为一个时代倾向，是完全一样的。
大家以为明治初年的征韩论，是萨藩西乡一派鼓吹出来的，其实不然。长藩里面的人，主张征韩，并不在萨藩之后。木户孝允、大木乔任甚至是最初顶热心主张征韩的人。大木乔任有一篇文章，论日本国是，说“世界各国，惟有俄国，是顶可怕的，是顶能够妨害日本大陆发展的。日本如果要在大陆发展，应该要和俄国同盟，中国的领土，就可以由日俄两国平分。”这个意见，木户孝允极力赞成，以为是日本建国惟一的良策。他这主张，还在西乡隆盛之前。不过是后来大家虽是理想一样，政策上打算就不同。主张征韩的，以为“国里面的封建制度废了，不赶快向外面发展，那些没有米吃的武士们，怕要闹乱子。”反对的人说，“日本国里面的政治，还没有改良，力量还没有充足，赶快要整理内政。”相差的地方，不过如此，并不是根本上有什么两样。
这两个时代，还有一般受了欧洲民权思想感化的人，晓得世界潮流，不是继续日本的法律政治，可以图国家发展。所以民权思想，就同“开国进取”的思想，同时并进。力量最大的，就是英法的思想。据明治四年统计看来，东京一个地方，教授英法文字的学塾，已经十有一所。合了兰学通算起来，有十九所。就学的学生，有二千多名，可见明治初年时代，外国文化输入的势力了。
我们将日本从封建时代变成统一时代历史看来，有什么感想呢？简单讲来，就是日本的改革，并不是由大多数农民或者工商业者的思想行动而起，完全是由武士一个阶级发动出来的事业。开国进取的思想固不用说，就是“民权”主义，也是由武士这一个阶级里面鼓吹出来的，还有一个最要点，就是“世界的人类同胞思想”，在前期和后期，都是由外来思想的感化而起。前期的“世界的人类同胞思想”，是由中国儒家思想给与一种政治和道德的世界大同理论；由佛教的众生平等思想给与以世界大同的信仰。然而这一个观念，在武家时代渐渐被日本民族优越的统治思想压伏了下去。连奉中国文化为正宗，认中国为中国的意义，都被“中朝事实”那一种日本正统的神权历史学说压伏。王道的政治理论，在乱时胜不过覇道的武力，也是必然的现象。这日本式的自尊思想，到得幕末时代，被欧美侵来的势力，又压迫出一个新体态来。民权思想和欧化主义，就是维新后的特产。这一种新的民权思想，自由平等博爱的思想，可以说是日本后期的“世界人类同胞观念”。一个闭关的岛国，他的思想的变动，当然离不了外来的感化。在他自己本身，绝不容易创造世界的特殊文明，而接受世界的文明，却是岛国的特长。我们观察日本的历史，应该不要遗漏这一点。
99999 (2008-5-07 21:27:44)
明治维新的政治思想，前两段已经讲明。还有一个极大的变化，就是商工业发达。现在日本已经由武士专制时代，进到资本家专制时代了。要观察日本真象，不能不晓得他商工业发达的渊源。因为今天左右日本政局的力量，并不是几个军阀的领袖，几个垂死的官僚。实在是生龙活虎的富豪，和富豪支配下面的工商业组织。现代日本上流阶级中流阶级的气质，完全是在“町人根性”的骨子上面，穿了一件“武士道”的外套。这种气质，虽不能说上中流阶级，全部都是如此，但顶少都有一大半。——军阀和官僚，不用说是“武士阶级”的直系，那最有势力的资本家和工商业的支配者，不用说就是“武士”“町人”的混合体。政党就是介居军阀官僚财阀之间的大掮客。因为多数人的权利，并不是自己要求得来，是由少数人自己让出来给他们的。而且从祖宗以来，几百年遗传下来的被治性，决不是短期间里面可以除得了的。
现在乡下的农夫和藩主武士，已经很早脱离了主从关系。但是老一辈的人，听见藩主的名，还是崇敬得和鬼神一样。前几年间，旧藩主从东京回到他以前所统治的地方去，那些老百姓们，依旧是“伏道郊迎”。旧治下的武士们，依旧执臣僚权节，现在老藩主渐渐死了，袭爵的人，和旧藩属地方，毫无关系，地方上中年的人，都没有直接受过封建的压制束缚，也没有受过他的恩惠，青年人更不用说。到了这个时候，封建的观念，方渐渐的淡泊下来，可见“因袭”是颇不容易除去的。
明治初年，废藩置县以后，武士的世袭财产，被中央剥夺了。武士职务上的特权，被征兵令打消了，知识上的特权，被教育普及制度削去了。那些武士既失去了世袭的财产，又失去了世袭的职业。这时产业革命风潮，已经渐渐萌芽，失势的武士，要想得生活上的安全，也只好放弃了“武士道”的门面，向商业上去讨生活。但是向来不惯拿算盘，不惯说谎话，不惯向人低头的武人，一旦和那些“町人”去竞争，没有不失败的。维新后的武士，有许许多多，陷入沦落的悲境，都是这个缘故。中央政权，由幕府的手里，归了皇室，确定了统治的中心。这统治权的运用，既不是皇室独揽，更不是明治帝的专制，而实在是归了萨长两藩的武士手里。虽然有一两个“随龙入关”的旧公卿，如三条实美、岩仓具视之辈实在不过是替皇帝装门面，替飞扬跋扈的武士出身的新公卿，做一个傀儡。同时也在政治舞台当中，运用一种较为温和而高明的手腕，往来组织于各藩土的势力之间，做一个调和者。萨藩的势力，因征韩的失败，完全驱出中央政府，执政大权，便是长藩武士独占了。这些执权的武士，也和失势的武士一样，晓得今后武士阶级，是没有了，要发财一定非做生意不可。他们的位置很高，有政权做保护，有国家岁入的金钱，帮助他们的活动。只要检定几种大事业，垄断起来，发财的方法就够了，用不着自己打算盘，用不着自己筹资本。
在前面我已讲过，从前日本的商业，都操在各藩手里。维新以后，对外贸易的趋势，一天增长一天。政府标榜出“殖产兴业”四个字，做政治的大方针，国内的工商业，和对外的贸易，如潮似水地发达起来，“武士”和“町人”的结纳——政府和商人的结纳——也就从这里面越加密切。大家如果把明治工商业发达史，详详细细的里面外面去研究一番，这中间的情景，便可以明白了。举几个例来说，现在几个大资本团，三井、岩崎、大仓，哪一家不是靠做“御用商人”膨胀起来的？三井、岩崎这两家，还算是封建时代以来的老御用商人。大仓喜八郎，本是一个极穷的“素町人”，忽然发起几百兆的财来。这是靠什么？不用说就是靠作政府的买办发财的了。
99999 (2008-5-07 21:28:21)
一个时代的创造，有很多历史的因缘，决不是靠一两个人的力量创得起来，不过领袖的人格和本领，也是创造时代的一个最大要素。创造时代的领袖人物，不一定是在事功上，有的是以思想鼓舞群伦；有的是以智识觉醒民众；有的是靠他优美的道德性，给民众作一个信仰依赖的目标；有的是靠他坚强的意志，一面威压着民众，同时作民众努力奋斗的统帅者。至于智仁勇兼备的圣哲，不是轻易得来的，并且在很多政治改造的时期当中，这一种智仁勇兼备的圣哲，往往做了前期的牺牲，再供后代人的瞻仰，而不得躬与成功之盛。日本的明治维新，在思想上、社会上、国际上的种种背景，前面已经大概讲过了。我们看它，虽然是千头万绪，异常复杂，到底作民众活动意识中心的政治思想，只有很简单的几种趋势。而这各种趋势，却是像百川归海一样，顺着德川氏以来的民族统一国家独立的伟大要求，把日本人历史传说的王权神授思想，作了中心。明治维新当时几个大的运动，一方面有生活的切实要求，作它的分因，一方面有一个共同的信仰，作它的归宿。我们试把日本维新前后的历史，整个的通看起来，简直没法晓得，当时最有力量的领袖，到底是哪一个？如果要在活动的人才当中去寻吗？活动的人才当中，只有寻得出干部，不能寻得出领袖。维新史形式上的开篇，当然要从明治前一年十二月发布王政复古的诏书算起，当时在京都参与这大运动的一般人，正好像一个乱蜂窝。宫中的一些公卿旧臣，外藩的一些藩士，拉拉杂杂，塞满了一城。当然，那时候主张一切的人，并不是后来尊为维新大帝的小孩子。公卿当中，算为顶能干的是岩仓具视，然而讲起实际力量来，依然不过是长袖中的破落户。就第一批发表的人物表里看看，“议定”十几人，参与几十人，究竟谁是中心人物，谁是掌权的领袖呢？藩兵的势力，以萨藩为最，当然萨州藩士领袖人物的西乡隆盛，占了纠合群雄的地位。然而在名分上，还是一个陪臣。所以我对于日本维新成功的历史，认为主要的成功原因，完全在于两点。一是有时代的切实要求，二是有人民共同的信仰。而这两个原因，又通同归结在历史上“日本民族统一的发展能力已经确实具备”的一点。“民族的统一思想，统一信仰，统一力量”，这就是日本维新成功的最大元素。
如果我们把这一个基本的要点看差了，单纯在一二领袖人才上去寻他的成功原因，固然是寻不出，而且要拿人才的比较，去寻幕府所以倒的原因，更寻不出。至若兵力财力等讨论，更是无用了。最奇妙不可思议的事，就是王政之所以复兴，各藩势力之所以能结合，幕府之所以能倒，封建制之所以能废，主力既在萨藩，而人物的伟大，亦不能不推西乡隆盛。至于他下面的人才济济，更不用说了。此外四大藩当中的土、肥两藩的人才，也不算差，而且思想上的代表人物，都被土藩占尽。偏偏在征韩论破裂之后，萨、土、肥三藩的势力，倒得干干净净。当日一般维新功臣，到得后来，都弄到杀的杀，逃的逃。而掌握了中枢的兵财两权，直造出后来军财两阀势力的，却是不干不净几个长阀贪官，这不是很奇怪吗？说到这里，我们更可晓得一代历史的创造，不是简单的东西，成功失败，不是绝对的问题，人才的良否，力量的大小，不是可以做绝对的凭据。在全时代的历史当中，一代革命的成败，民族势力的兴衰，文化的隆污，是整个的东西。个人事功上失败的，倒往往是时代成功的原动力；而个人事功上成功的，往往是享受失败者的福。我们试把日本这几十年的历史通看起来，西乡隆盛失败了，然而他的人格，化成了日本民族最近五十年的绝对支配者。各种事业的进行，都靠着他的人格来推进。当时随着他失败了的土肥两藩的势力，一化而为后来民权运动的中心，直到今天，他的余荫，还是支配着日本全部的既成政党。那事功上成功的长藩，一方面既不能不拜倒在西乡的人格下面，一方面也不能不随着民论的推移，定他的政策。即以事业说，西乡的征韩论，直到死后十八年，依然成为事实。到死后三十年，公然达到了目的。假使明治四年西乡的征韩论通过了，也许是闯下了一场大祸，日本的维新事业，完全付之东流，而西乡的人格，也都埋没干净。
所以我们如果要读一代的历史，千万不可被事实迷住，不可被道德迷住，不可被理论迷住。我们要看得透全部的历史，然后读书才是有用的。我们相信中山先生所主张的三民主义，的确是现代惟一的革命理论，他不但在事业上，指导我们的将来，他的理论，自自然然地替我们解释了一切的历史。日本自丰臣以来，直至条约改正，这三百年间的努力，民族主义，的确是在无形中成了一个指导原则。从废藩置县解放农民直到今天，是一部民权斗争的历史。现在已进入民生问题要求直接的普遍的组织的解放时代了。再把他横溯上去，推论将来，不外是一部为“人民的生活，社会的生存，国民的生计，群众的生命”而努力的历史。这经过当中的是是非非，都不可执一而论的。
99999 (2008-5-07 21:29:08)
现在我们想把明治维新历史背面藏着的几件事实写出来，从政治史背面的残酷和非道的当中，探讨日本现代治者阶级的来路。
山城屋事件
有一个长洲藩的武士，名叫做野村三千三。在维新讨幕的时候，和山县有朋一样都是做骑兵队队长。野村看见时代的趋向，渐渐从“刀”的势力，变成“金钱”的势力，于是弃官不做，想在商业上占势力。当时山县有朋做陆军大辅，因为同乡同僚的关系，把国库里面的款子，借了六拾多万元给野村。野村便改了一町人式姓名，叫做山城屋和助，和外国人贸易。后来折了本，不得了，山县没有法子，只好再借款子给他，希望他翻本。和助说：“要翻本，除非自己到外国去，实在调查，直接和消费市场发生关系不可。”亲自带了大宗款子，跑到巴黎去。到了之后，这位和助先生，被巴黎的女优迷住了，于是忘乎其形地大阔大用起来，弄成了新闻纸上的材料。巴黎的日本公使，莫名其妙，打了电报回日本来，请政府调查和助的来历。这个当口，刚巧做司法大辅的，是一个著名硬骨头江藤新平。陆军省里，也有许多很恨长洲人的萨派军官。种种方面的力量凑起来，挪用公款的事就发觉了。还算这个时候，西乡隆盛出来调解，仅仅把一个管会计名叫船越卫的革职，完了这段公案。后来山县知恩报恩，把船越提拔起来做枢密顾问官，又把他的女儿，嫁给船越的儿子。
尾去泽铜山事件
日本东北，有一个藩国，叫做南部。南部藩里的豪商，尾去泽铜山矿权所有者，名村井茂兵卫。因为一桩借款的事，替藩主垫了二万五千两金款。他们藩里的规矩，藩主借民间的钱，不写借字，要贷款人写一个凭据给藩主。字据写法也很奇怪，是“奉内借”的字样。直译出来，就是“奉内府所借”的意思。究竟是借藩主的呢？还是借给藩主的呢？照文字上，当然也可以说是借藩主的。废藩置县以后，各藩的债权债务，都由中央政府继承。这时候井上馨做大藏大辅，就指定说这笔款子是村井茂兵卫所负的债务，要他筹还。村井哀诉苦辩，官府哪里肯听。村井没法子，只得承认分五年偿还，政府仍旧还是不理。过了多少日子，忽然政府把村井所有的尾去泽铜山标卖，井上指定自己的部下冈田平藏买了去。后来村井不服，起了诉讼，这件案子，也落在江藤新平手里，一定要彻底根究，办井上馨这般人的罪。三条木户极力袒护着，办不下去。江藤新平为此辞职，后来仅轻轻地罚了几个属员，就算完了。尾去泽铜山，依旧是井上的东西。由井上卖给了三菱公司，发一笔财。又和冈田平藏益田孝这一般人，做起大生意来，造成功财阀元老的基础。这铜山是日本有名的铜矿，留心日本事情的人就可以晓得它的价值。在三菱公司，不用说是一件大宝贝了。
这两件事不过是已发觉的最著名事件罢了，此外没有发觉的事件，不知有多少。江藤新平因此非常不平，那抱升官发财主义武士出身的新公卿，更恨江藤入骨髓，后来江藤新平在明治九年，起兵反抗政府，被政府军打败，捉来枭首，传示各县，江藤的子孙，至今沦落，都是由这种私恨发生的结果。
大正三年的海军受贿案，受有罪宣告的人，岂不是海军部内的重要当局，和三井株式会社的重要当局吗？为这一件事，三井费了许多钱，费了许多力量，运动减轻被告的罪名。海军的财部，三井的三本，到底得了执行犹豫。这一件案子正是证明“武士出身的堕落官僚”和“町人出身的奸商”狼狈为奸的好资料。日本的大商家，可以说没有一个不和陆海军当局的结托，没有一个不和元老有密切关系。陆海军机关上的人物，和一般的官僚，也没有不联络商家的。固然这种官商的结纳，绝不尽都营私舞弊的，他的正面历史，就是国力充实和文化的进步，不过在努力向上的方面看，“军国主义”“资本主义”“官僚政治”这几件事，也一样是互相关联，互相维持，没有资本主义不维持军国主义的，也没有军国主义能永远避免官僚主义之发生的。就前面所举这几个重要案件看来，我们就可以晓得，当日本初发起维新运动的时代，那时腰插双刀的武士里面，确是迎着蓬蓬勃勃的民气，出了不少的英杰。而一到了统一完成，国力巩固的时代，从前的志士仁人，或死或退，或另开新路，投入民权运动，握权的都不是道德高尚的人。然而他的国力依旧蒸蒸日上的缘故，全在历史所造成之社会力和民族力全部的效用。不过因为这一种重大缺陷，第二革命的因，又早种下了。“武士”和“町人”的结纳，就前面所说的事情，已经可以明白了。由民权运动而起之议会政治下面的政党，他的前因后果如何呢？这个问题，也是研究日本问题的人，不能不留心的。
政党的产生
同是一样的“武士”受了“王政复古”、“废藩置县”的洗礼以后，也有得意的，也有倒霉的，也有间接做生意发财的，也有直接做生意折本的。十六年前，我旅居大连，有一天无聊的时候，同了几个朋友，到一个日本酒馆喝酒，遇着一个气度很好而智识也很丰富的歌妓，举止言谈，都不似流落在海外的普通妓女，问起她的家世来，原来是一个士族，她的父亲，乃是从前尊王倒幕时代的有名战士，在十年之乱的时候，随着西乡战死的。可见这”武士”阶级的当中，也就命运太不齐了。
那些武士靠废藩时候分得一点最后俸禄的公债，哪里能够维持生活呢？一般得意的，变做新时代的阔人去了。而大多数的武士们，坐吃山空，既不懂新式的洋文，又不通新式的操典。要想巴结着做官呢？也不是容易人人能够的。有的打不来算盘，而又跑去做生意，于是折本倒霉，倒十有八九，这种人不用去说他了。那一些能干有势力得了地位的志士们，当中也有许多因为机会不好，或是自己力量不够，或是脾气不好，或是派别不合，或是思想不同，虽掌了权而又掌不了全权，和占了地位重新被人挤了下来的，又不晓得有多少。得意的武士，固然是飞扬跋扈，出将入相。那失意的武士，而又硬骨棱棱，不甘落伍的人，也就免不了要做草大王了。
江藤新平举兵，西乡隆盛举兵，这两件是最大的事。“神风连”的举兵，前原一诚、越智彦四郎等在福冈的举兵，这几件算是小事。在社会的全部关系上，都是有很重大的背景。但是从直发的原因看来，得意的志士，与失意的武士冲突，失意的志士，想要取得意武士的位置自代，是种种问题的因子。可是大势所趋，社会的历史的因果律支配着，得意的终是得意定了，失意的也算失意定了。失意的武士，受人讴歌，得意的武士，便受人唾骂，这些讴歌唾骂，一大半固然也有真正的是非在当中存在着，然而普通的原因，还是在同情于失败者的社会心理。如果木户大久保失败，江藤西乡这一般人战胜，就大势看，如前面所说的，日本的维新事业，或者倒因此不能成功。至于在主义上说，依然是二五等于十，军国主义、资本主义、官僚政治，这几个必然运命所产生的结果，决计不会有两样的。
这些举兵的，算他们是勇敢，算他们是洁白，却总不能不说他们蠢，不能不说他们不识时务。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在一方面，既然看不见国际政局的关系，一方面又不晓得有立宪政治民权运动这一条最适当的新路。不晓得把藩国的团结变成民众的团结，去组织政党，顺应时代的需要，造就自己的新生命。江藤新平是晓得一点的，但是热中政权之心太切，一点不肯忍耐，大部分又被意气鼓动着，被历史的习惯支配着，一到失败，便去举兵。西乡的举兵，固然不是出自本怀。（江藤举兵的原因，也有一大半是被部下逼着干的。）然而大多数的武士们的观念，总以为天下大事，只有兵力是最利害的，是能够夺取政权，达到快意的目的，而忘却了武力成功的前提，是在民众的需要，在时代的要求。古人论“兵”，以“道”为先，道就是主义，主义就是支配民众利害的理论。背道而驰，就是背时而行，结果没有不失败的。因而征韩辞职的参议，西乡隆盛死在败军里面，江藤新平又被捕枭首，一个气盖群雄的伟大英雄，一个高风亮节的廉洁学者，都落得如此悲惨的结果，寄与日本维新历史上一大段的泪痕诗意，作后人追怀感咏之资。此外征韩论时代活动得最健的板垣退助、副岛种臣、后藤象二郎这三个名士到哪里去了呢？想起这一件事来，我们就要研究日本政党的发生史了。
五参议辞职之后，西乡隆盛回鹿儿岛办学去了。到底西乡的伟大，在这一件事上面，也可以看得出来。可惜后来被一群暴躁的小孩子硬断送了。五参议里面，最有新思想，在明治时代之前，就主张四民平等的板垣退助，联合了后藤、副岛、江藤主张开设民选议院，发起爱国公党，后来江藤遭了横死，板垣恨得不得了。他说：“这样没有耐性的孺子，万万干不了大事。”提起半部民约论，唱着“板垣不死自由不死”的口号，回到土佐藩里组织立志社，大倡民权自由主义。西乡隆盛举兵失败之后，单想用武力改业的无效，已经是证明了。差不多的武士们，也不敢再举兵了。迎着板垣的民约论，东也发起一个政社，西也发起一个政社。武士丢了刀，变作了政客文人，板垣的爱国社，成了政治运动的中心。一变为“国会期成同盟”，再变为自由党。不附和五参议辞职的大隈重信，也组织了改进党。这一个普遍而深切的民众运动，在一方面促进了日本的民权政治，一方面促成了废除不平等条约的事业；一方面促进了一般青年智识，为后来科学发达的基础，而现在的社会运动，也种因于此时。我们细细从种种方面考察起来，就晓得不止日本的立宪政治由此而生，连一切劳动运动、妇女运动、乃至今天最猛烈的水平运动，直接间接，都脱不了此时的关系。失意的武士和得意的武士，官僚与革命党，军阀与商人，保守与进步，每一个伟大的时代转换，必然是两面分化着，适合于当时人们生存的需要和能力，不断地进步。读历史的人，如果不懂保守主义者在建设上的功绩，也就不懂得革命主义者在建设上的恩惠。
既然有了政党，有了议院，和议院站在相对地位的政府，当然要想操纵议会，操纵政党。操纵的办法，只有两个，一个是压迫，一个是收买。再从经营工商业的人一方面看，没有政党，没有议院，一切运动，只要对政府一方面便得了。既然有了议院和政党，他们拿着立法权，所以无论什么问题，都非联络议员，买通政党不可。从政党本身看，政党的目的，就是掌握政权，不能够完全掌握，也得接近政权。要掌握政权、接近政权，先要扩充党势。金钱这样东西，当然缺不了。所以政府既然有利用政党的必要，商人也有利用政党的必要，政党有利用官僚的必要，同时也有利用商人的必要，洁白的领袖和党员，用不来卑劣手段、受不惯势力压迫，当然干不了这样勾当，自由党之所以解体，原因完全在此。其后进步党的基础，也随着自由党的解体而动摇。最初成立两大政党的后身，都投降在官僚、军阀的旗下。在“政治”这样茫茫大海里游来游去，打翻身，玩花头的政客们，一定不是走官僚军阀的路子，便是靠资本家的豢养，朝秦暮楚，总是为的“政权”“财权”。而且还得不着政权财权，只不过依靠政权财权，讨得多少残羹剩粥。强的利用人，弱的被人利用，这虽不是日本一国独有的弊病，却是在民权的基础尚未确立，立宪政治的体用尚未具备，仅靠着依附弄权过日子的日本政党，这样毛病，更是多极了。所以我说，政党的生命，必须要维持一种坚实的独立性。要具备革命性，才能够维持真正的独立。如果把革命性失却，独立性也就不能具备。什么是革命性，什么是独立性呢？当然不外乎“革命的主义”“革命的政策”“革命的策略”。这三样东西，更靠革命的领袖和革命的干部而存在。且看离开了板垣之后的自由党，一变再变成了什么样子？政党变成了股票交易所；政党的干部，变成了“掮客”的公会，而军阀、官僚和商人，却成了有财有势的顾主。明治维新的末运，便由此现出来了。
板垣退助
我们且把自由党的板垣先生的一生看看，他是日本民权自由运动始祖，在明治维新的人物当中，他是一个最特殊的人才。当时日本的维新志士，他们的思想，都是很简单而且是复古的。维新这一个大事业的动机，完全在欧洲的势力压迫，对于世界的问题，那些志士们，只是一味的排外，再也造不出新的道路来。只有板垣退助，他不仅是尊王攘夷，他是看见必定要造成新的生命，然后旧的生命才可以继续；必定要能够接受世界的新文明，才能够在新世界中求生存。在国内的政治上，他更看得见一代的革命必定要完全为民众的幸福着力，必定要普遍的解放民众，才可以创出新的国家。所以他拿起当时刚译起的半部《民约论》，猛烈的主张自由民权，这一个运动，的确是日本一切政治改革、社会改革的最大动力。并且当时他和他的同志，不单主张解放农民，还努力主张解放秽多、非人那一种最悲惨的阶级。直到后来，他和他的几个旧同志，离开了政治社会之后，大江卓也还是奉着他的教义，专门从事水平运动。今天社会运动当中最有力的水平社，确是发源于板垣一派的自由运动。这一个民权运动，一方面使下层民众得到了多少的自由，一方面也造成了现代产业文化的基础。至于日本的立宪制度，不用说是他直接的功劳，所以不但是日本的农夫工人应该感激他，就是那些阔老官，也没有不受他的恩惠，更应该要感激他的。如果没有板垣先生的奋斗，日本今天哪里有这样的文明，这样发达，真要算他是近代日本的第一个恩人了。而且他的努力，是至死没有休止的。他晚年虽然绝对抛弃了政治活动，在很穷的境遇中，过他很严谨而虔诚的敬神生活，然而对于为民众谋自由的努力，仍旧继续着。看见日本政府对台湾那样的高压政策，和不平等的待遇，他非常痛苦，认为这是人道所不许的，于是发起台湾同化会，主张日本应该撤废特殊的统治台湾的法律，给台湾人一样有宪法上的权利。他以八十几岁的衰老身体，亲自冒着大热炎天，到台湾去宣传。后来他一离台湾之后，日本的台湾总督，便把他发起的会所封了，办事人拿了。我从“文明”“人道”的意义上，很钦仰这位先生。从前每到日本，总去拜望他，但是我到他家里去一回，伤感一回。他本来不希望舒服，不希望升官，不希望发财，所以才落到这个境遇。苦也是他的本分，穷也是他的本分。这样一个讨幕的健将，维新的元勋，立宪政治的元祖，竟没有人理睬他。不是“门前冷落车马稀”，简直是“门前冷落车马无”，连一个讨材料的新闻记者，也没有上门的。至于他的生活呢？每月总有一两回连米钱、房钱都付不出，穷到不成样子。我觉得日本这些惯讲“食禄报恩主义”的人们，真是完全被“町人根性”同化了。从前名震一时的大井宪太郎大江卓也之流，落魄京华，更不用说是当然的了。但是我们再仔细研究一下，何以他们会落到如此境遇呢？这是很明显的板垣退助等所主张的一切主义、一切政策，已经都成功了。而民权政治的毛病，同时也现出了。在这时候，他是再作第二次的革命运动呢，还是随着时代腐化下去呢？第一件他不能做，第二件他不愿做。一面是不能，一面是不愿。他又不能开一个新生面，另立一个工作的方针，另造一种社会的事业。自然他的社会生命已随政治生命俱去，所能保存的，就只有一个使后人追慕的道德人格。所以一个民众的领袖，必须要时时刻刻，能够顺应着时代的要求，不断的努力，不断的奋斗。失却“天行健”的精神，万不能希望事业成功，而抛弃了战斗的生活，只是作消极的隐遁，消极的劝告，也是不成功的。
99999 (2008-5-07 21:29:54)
现在我们想把明治维新历史背面藏着的几件事实写出来，从政治史背面的残酷和非道的当中，探讨日本现代治者阶级的来路。
山城屋事件
有一个长洲藩的武士，名叫做野村三千三。在维新讨幕的时候，和山县有朋一样都是做骑兵队队长。野村看见时代的趋向，渐渐从“刀”的势力，变成“金钱”的势力，于是弃官不做，想在商业上占势力。当时山县有朋做陆军大辅，因为同乡同僚的关系，把国库里面的款子，借了六拾多万元给野村。野村便改了一町人式姓名，叫做山城屋和助，和外国人贸易。后来折了本，不得了，山县没有法子，只好再借款子给他，希望他翻本。和助说：“要翻本，除非自己到外国去，实在调查，直接和消费市场发生关系不可。”亲自带了大宗款子，跑到巴黎去。到了之后，这位和助先生，被巴黎的女优迷住了，于是忘乎其形地大阔大用起来，弄成了新闻纸上的材料。巴黎的日本公使，莫名其妙，打了电报回日本来，请政府调查和助的来历。这个当口，刚巧做司法大辅的，是一个著名硬骨头江藤新平。陆军省里，也有许多很恨长洲人的萨派军官。种种方面的力量凑起来，挪用公款的事就发觉了。还算这个时候，西乡隆盛出来调解，仅仅把一个管会计名叫船越卫的革职，完了这段公案。后来山县知恩报恩，把船越提拔起来做枢密顾问官，又把他的女儿，嫁给船越的儿子。
尾去泽铜山事件
日本东北，有一个藩国，叫做南部。南部藩里的豪商，尾去泽铜山矿权所有者，名村井茂兵卫。因为一桩借款的事，替藩主垫了二万五千两金款。他们藩里的规矩，藩主借民间的钱，不写借字，要贷款人写一个凭据给藩主。字据写法也很奇怪，是“奉内借”的字样。直译出来，就是“奉内府所借”的意思。究竟是借藩主的呢？还是借给藩主的呢？照文字上，当然也可以说是借藩主的。废藩置县以后，各藩的债权债务，都由中央政府继承。这时候井上馨做大藏大辅，就指定说这笔款子是村井茂兵卫所负的债务，要他筹还。村井哀诉苦辩，官府哪里肯听。村井没法子，只得承认分五年偿还，政府仍旧还是不理。过了多少日子，忽然政府把村井所有的尾去泽铜山标卖，井上指定自己的部下冈田平藏买了去。后来村井不服，起了诉讼，这件案子，也落在江藤新平手里，一定要彻底根究，办井上馨这般人的罪。三条木户极力袒护着，办不下去。江藤新平为此辞职，后来仅轻轻地罚了几个属员，就算完了。尾去泽铜山，依旧是井上的东西。由井上卖给了三菱公司，发一笔财。又和冈田平藏益田孝这一般人，做起大生意来，造成功财阀元老的基础。这铜山是日本有名的铜矿，留心日本事情的人就可以晓得它的价值。在三菱公司，不用说是一件大宝贝了。
这两件事不过是已发觉的最著名事件罢了，此外没有发觉的事件，不知有多少。江藤新平因此非常不平，那抱升官发财主义武士出身的新公卿，更恨江藤入骨髓，后来江藤新平在明治九年，起兵反抗政府，被政府军打败，捉来枭首，传示各县，江藤的子孙，至今沦落，都是由这种私恨发生的结果。
大正三年的海军受贿案，受有罪宣告的人，岂不是海军部内的重要当局，和三井株式会社的重要当局吗？为这一件事，三井费了许多钱，费了许多力量，运动减轻被告的罪名。海军的财部，三井的三本，到底得了执行犹豫。这一件案子正是证明“武士出身的堕落官僚”和“町人出身的奸商”狼狈为奸的好资料。日本的大商家，可以说没有一个不和陆海军当局的结托，没有一个不和元老有密切关系。陆海军机关上的人物，和一般的官僚，也没有不联络商家的。固然这种官商的结纳，绝不尽都营私舞弊的，他的正面历史，就是国力充实和文化的进步，不过在努力向上的方面看，“军国主义”“资本主义”“官僚政治”这几件事，也一样是互相关联，互相维持，没有资本主义不维持军国主义的，也没有军国主义能永远避免官僚主义之发生的。就前面所举这几个重要案件看来，我们就可以晓得，当日本初发起维新运动的时代，那时腰插双刀的武士里面，确是迎着蓬蓬勃勃的民气，出了不少的英杰。而一到了统一完成，国力巩固的时代，从前的志士仁人，或死或退，或另开新路，投入民权运动，握权的都不是道德高尚的人。然而他的国力依旧蒸蒸日上的缘故，全在历史所造成之社会力和民族力全部的效用。不过因为这一种重大缺陷，第二革命的因，又早种下了。“武士”和“町人”的结纳，就前面所说的事情，已经可以明白了。由民权运动而起之议会政治下面的政党，他的前因后果如何呢？这个问题，也是研究日本问题的人，不能不留心的。
政党的产生
同是一样的“武士”受了“王政复古”、“废藩置县”的洗礼以后，也有得意的，也有倒霉的，也有间接做生意发财的，也有直接做生意折本的。十六年前，我旅居大连，有一天无聊的时候，同了几个朋友，到一个日本酒馆喝酒，遇着一个气度很好而智识也很丰富的歌妓，举止言谈，都不似流落在海外的普通妓女，问起她的家世来，原来是一个士族，她的父亲，乃是从前尊王倒幕时代的有名战士，在十年之乱的时候，随着西乡战死的。可见这”武士”阶级的当中，也就命运太不齐了。
那些武士靠废藩时候分得一点最后俸禄的公债，哪里能够维持生活呢？一般得意的，变做新时代的阔人去了。而大多数的武士们，坐吃山空，既不懂新式的洋文，又不通新式的操典。要想巴结着做官呢？也不是容易人人能够的。有的打不来算盘，而又跑去做生意，于是折本倒霉，倒十有八九，这种人不用去说他了。那一些能干有势力得了地位的志士们，当中也有许多因为机会不好，或是自己力量不够，或是脾气不好，或是派别不合，或是思想不同，虽掌了权而又掌不了全权，和占了地位重新被人挤了下来的，又不晓得有多少。得意的武士，固然是飞扬跋扈，出将入相。那失意的武士，而又硬骨棱棱，不甘落伍的人，也就免不了要做草大王了。
江藤新平举兵，西乡隆盛举兵，这两件是最大的事。“神风连”的举兵，前原一诚、越智彦四郎等在福冈的举兵，这几件算是小事。在社会的全部关系上，都是有很重大的背景。但是从直发的原因看来，得意的志士，与失意的武士冲突，失意的志士，想要取得意武士的位置自代，是种种问题的因子。可是大势所趋，社会的历史的因果律支配着，得意的终是得意定了，失意的也算失意定了。失意的武士，受人讴歌，得意的武士，便受人唾骂，这些讴歌唾骂，一大半固然也有真正的是非在当中存在着，然而普通的原因，还是在同情于失败者的社会心理。如果木户大久保失败，江藤西乡这一般人战胜，就大势看，如前面所说的，日本的维新事业，或者倒因此不能成功。至于在主义上说，依然是二五等于十，军国主义、资本主义、官僚政治，这几个必然运命所产生的结果，决计不会有两样的。
这些举兵的，算他们是勇敢，算他们是洁白，却总不能不说他们蠢，不能不说他们不识时务。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在一方面，既然看不见国际政局的关系，一方面又不晓得有立宪政治民权运动这一条最适当的新路。不晓得把藩国的团结变成民众的团结，去组织政党，顺应时代的需要，造就自己的新生命。江藤新平是晓得一点的，但是热中政权之心太切，一点不肯忍耐，大部分又被意气鼓动着，被历史的习惯支配着，一到失败，便去举兵。西乡的举兵，固然不是出自本怀。（江藤举兵的原因，也有一大半是被部下逼着干的。）然而大多数的武士们的观念，总以为天下大事，只有兵力是最利害的，是能够夺取政权，达到快意的目的，而忘却了武力成功的前提，是在民众的需要，在时代的要求。古人论“兵”，以“道”为先，道就是主义，主义就是支配民众利害的理论。背道而驰，就是背时而行，结果没有不失败的。因而征韩辞职的参议，西乡隆盛死在败军里面，江藤新平又被捕枭首，一个气盖群雄的伟大英雄，一个高风亮节的廉洁学者，都落得如此悲惨的结果，寄与日本维新历史上一大段的泪痕诗意，作后人追怀感咏之资。此外征韩论时代活动得最健的板垣退助、副岛种臣、后藤象二郎这三个名士到哪里去了呢？想起这一件事来，我们就要研究日本政党的发生史了。
五参议辞职之后，西乡隆盛回鹿儿岛办学去了。到底西乡的伟大，在这一件事上面，也可以看得出来。可惜后来被一群暴躁的小孩子硬断送了。五参议里面，最有新思想，在明治时代之前，就主张四民平等的板垣退助，联合了后藤、副岛、江藤主张开设民选议院，发起爱国公党，后来江藤遭了横死，板垣恨得不得了。他说：“这样没有耐性的孺子，万万干不了大事。”提起半部民约论，唱着“板垣不死自由不死”的口号，回到土佐藩里组织立志社，大倡民权自由主义。西乡隆盛举兵失败之后，单想用武力改业的无效，已经是证明了。差不多的武士们，也不敢再举兵了。迎着板垣的民约论，东也发起一个政社，西也发起一个政社。武士丢了刀，变作了政客文人，板垣的爱国社，成了政治运动的中心。一变为“国会期成同盟”，再变为自由党。不附和五参议辞职的大隈重信，也组织了改进党。这一个普遍而深切的民众运动，在一方面促进了日本的民权政治，一方面促成了废除不平等条约的事业；一方面促进了一般青年智识，为后来科学发达的基础，而现在的社会运动，也种因于此时。我们细细从种种方面考察起来，就晓得不止日本的立宪政治由此而生，连一切劳动运动、妇女运动、乃至今天最猛烈的水平运动，直接间接，都脱不了此时的关系。失意的武士和得意的武士，官僚与革命党，军阀与商人，保守与进步，每一个伟大的时代转换，必然是两面分化着，适合于当时人们生存的需要和能力，不断地进步。读历史的人，如果不懂保守主义者在建设上的功绩，也就不懂得革命主义者在建设上的恩惠。
既然有了政党，有了议院，和议院站在相对地位的政府，当然要想操纵议会，操纵政党。操纵的办法，只有两个，一个是压迫，一个是收买。再从经营工商业的人一方面看，没有政党，没有议院，一切运动，只要对政府一方面便得了。既然有了议院和政党，他们拿着立法权，所以无论什么问题，都非联络议员，买通政党不可。从政党本身看，政党的目的，就是掌握政权，不能够完全掌握，也得接近政权。要掌握政权、接近政权，先要扩充党势。金钱这样东西，当然缺不了。所以政府既然有利用政党的必要，商人也有利用政党的必要，政党有利用官僚的必要，同时也有利用商人的必要，洁白的领袖和党员，用不来卑劣手段、受不惯势力压迫，当然干不了这样勾当，自由党之所以解体，原因完全在此。其后进步党的基础，也随着自由党的解体而动摇。最初成立两大政党的后身，都投降在官僚、军阀的旗下。在“政治”这样茫茫大海里游来游去，打翻身，玩花头的政客们，一定不是走官僚军阀的路子，便是靠资本家的豢养，朝秦暮楚，总是为的“政权”“财权”。而且还得不着政权财权，只不过依靠政权财权，讨得多少残羹剩粥。强的利用人，弱的被人利用，这虽不是日本一国独有的弊病，却是在民权的基础尚未确立，立宪政治的体用尚未具备，仅靠着依附弄权过日子的日本政党，这样毛病，更是多极了。所以我说，政党的生命，必须要维持一种坚实的独立性。要具备革命性，才能够维持真正的独立。如果把革命性失却，独立性也就不能具备。什么是革命性，什么是独立性呢？当然不外乎“革命的主义”“革命的政策”“革命的策略”。这三样东西，更靠革命的领袖和革命的干部而存在。且看离开了板垣之后的自由党，一变再变成了什么样子？政党变成了股票交易所；政党的干部，变成了“掮客”的公会，而军阀、官僚和商人，却成了有财有势的顾主。明治维新的末运，便由此现出来了。
板垣退助
我们且把自由党的板垣先生的一生看看，他是日本民权自由运动始祖，在明治维新的人物当中，他是一个最特殊的人才。当时日本的维新志士，他们的思想，都是很简单而且是复古的。维新这一个大事业的动机，完全在欧洲的势力压迫，对于世界的问题，那些志士们，只是一味的排外，再也造不出新的道路来。只有板垣退助，他不仅是尊王攘夷，他是看见必定要造成新的生命，然后旧的生命才可以继续；必定要能够接受世界的新文明，才能够在新世界中求生存。在国内的政治上，他更看得见一代的革命必定要完全为民众的幸福着力，必定要普遍的解放民众，才可以创出新的国家。所以他拿起当时刚译起的半部《民约论》，猛烈的主张自由民权，这一个运动，的确是日本一切政治改革、社会改革的最大动力。并且当时他和他的同志，不单主张解放农民，还努力主张解放秽多、非人那一种最悲惨的阶级。直到后来，他和他的几个旧同志，离开了政治社会之后，大江卓也还是奉着他的教义，专门从事水平运动。今天社会运动当中最有力的水平社，确是发源于板垣一派的自由运动。这一个民权运动，一方面使下层民众得到了多少的自由，一方面也造成了现代产业文化的基础。至于日本的立宪制度，不用说是他直接的功劳，所以不但是日本的农夫工人应该感激他，就是那些阔老官，也没有不受他的恩惠，更应该要感激他的。如果没有板垣先生的奋斗，日本今天哪里有这样的文明，这样发达，真要算他是近代日本的第一个恩人了。而且他的努力，是至死没有休止的。他晚年虽然绝对抛弃了政治活动，在很穷的境遇中，过他很严谨而虔诚的敬神生活，然而对于为民众谋自由的努力，仍旧继续着。看见日本政府对台湾那样的高压政策，和不平等的待遇，他非常痛苦，认为这是人道所不许的，于是发起台湾同化会，主张日本应该撤废特殊的统治台湾的法律，给台湾人一样有宪法上的权利。他以八十几岁的衰老身体，亲自冒着大热炎天，到台湾去宣传。后来他一离台湾之后，日本的台湾总督，便把他发起的会所封了，办事人拿了。我从“文明”“人道”的意义上，很钦仰这位先生。从前每到日本，总去拜望他，但是我到他家里去一回，伤感一回。他本来不希望舒服，不希望升官，不希望发财，所以才落到这个境遇。苦也是他的本分，穷也是他的本分。这样一个讨幕的健将，维新的元勋，立宪政治的元祖，竟没有人理睬他。不是“门前冷落车马稀”，简直是“门前冷落车马无”，连一个讨材料的新闻记者，也没有上门的。至于他的生活呢？每月总有一两回连米钱、房钱都付不出，穷到不成样子。我觉得日本这些惯讲“食禄报恩主义”的人们，真是完全被“町人根性”同化了。从前名震一时的大井宪太郎大江卓也之流，落魄京华，更不用说是当然的了。但是我们再仔细研究一下，何以他们会落到如此境遇呢？这是很明显的板垣退助等所主张的一切主义、一切政策，已经都成功了。而民权政治的毛病，同时也现出了。在这时候，他是再作第二次的革命运动呢，还是随着时代腐化下去呢？第一件他不能做，第二件他不愿做。一面是不能，一面是不愿。他又不能开一个新生面，另立一个工作的方针，另造一种社会的事业。自然他的社会生命已随政治生命俱去，所能保存的，就只有一个使后人追慕的道德人格。所以一个民众的领袖，必须要时时刻刻，能够顺应着时代的要求，不断的努力，不断的奋斗。失却“天行健”的精神，万不能希望事业成功，而抛弃了战斗的生活，只是作消极的隐遁，消极的劝告，也是不成功的。
99999 (2008-5-07 21:30:37)
在世界大同不曾成就的时代，说国家是人类生活的最高本据，这句话恐怕不太适当吧。无论帝国的主义如何，既然是国家，就不能不受“国家是武力造成的”这一个原则所支配。古人讲政治，说是“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孙子论兵，说是“兵者，国之大事”。所以说到建国，决不能离开兵力。不单不能离开兵力，而且若不是举国的民众，在一个意志的下面团结起来，认定军事是“生死之地，存亡之道”，上下一心，作真剑胜负的预备，是决计不成的。日本建国的思想，在前几章已经讲得很明白，他是在一种“民族的宗教信仰”下面，统一起来的新兴民族。他们把古代的“满津里古登”（政治）复活起来了，他们所信仰的，是男性万能的君主神权，是武力中心的统帅政治，而“祭祀”，是他们理论上的政权出处。在这样一个国家组织之下，又当四围环境恶劣至极之时，其由封建政治一变而为军国主义的近代帝国，这是毫不足奇，而且在当时也是很应该的。
日本民族在现代总算是强盛起来了。虽然在文化上，西洋诸国，不过晓得日本是一个富于温泉而风景秀丽的地方，是一个以仇讨和情死为道德中心的民族，而同时把“浪子样”看成日本社会伦理的标准，而把“日本文化”和“小儿玩具”看成同等的东西，然而到底不敢轻视日本的国力和民族力。从东方全体来看，日本维新的成功，的确是有色人种觉悟的起点，是东方民族复兴的起点。前面几章，把日本“祀”的起源变迁，大约说过了。就戎的方面来看，日本是怎样的组织呢？这也是我们不十分留意的。
军国主义这个东西，不仅只是一个思想上的表现而已。如果他仅只是一个思想的表现，决不能成就一个伟大的势力，一定要成为一种制度。这一个制度，是以军事组织的力量，作政权的重心，一切政治的势力，都附从在军事势力之下，一切政治的组织，都附从在军国组织之下，必须这样，才能成为军国主义的国家。如果不然，即使拥有很多的兵，我们不能说他是军国主义的。譬如英美那样帝国主义的大国，我们不能承认他是军国主义，而黑山国那样一个小国，是很的确的军国主义。这一个道理，很多人是认识错误的。
日本军国主义的组成要点何在？我们第一要看他军权、政权是统一在什么地方，所谓统制权的行使，是握什么机关之事，国防、外交、财政、教育、工业，这几个重大的政治机能，是如何运用。第二要看军队组成的制度如何，壮丁训练的普及程度如何，动员的设施如何，社会的风纪如何。我们要能够从这两点仔细观察时，就可以晓得，到日俄战后几年止，日本的确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军国。虽然是开设了议会，制定了宪法，然而政权的重心，完全是在军事机关，操纵政权的主要人物，完全是武人，议会不过是调剂民众势力与军事势力的机关。内阁的主要任务，是以民众意思和统治者意思两个重要事实作基础，从实际工作上，打理政治的分工合作，使军国的企图能够确实成立。而且就整个政治机能上看来，内阁的权能，实在薄弱得很，与其说他是内阁，毋宁说他是最高行政会议；再从财政上看，统制分配的基础，完全是军国的利害，而不是国民经济的利害，分配的实际，是把军费作为主要目的，其他一切政费，都不过是剩余分配的地位。皇帝的称号恐怕不能确实掌握军国，于是再加上陆海军大元帅的称号。军令机关，以大元帅幕僚的意义，完全独立于内阁之外，直隶大元帅之下，不受政治上的任何动摇。掌握政冶中枢权能的枢密院，在一方面，是皇帝的政治幕僚，在一方面是政权的最高集中点，而实际上确是军令机关的政治代表处。外交方针，财政方针，教育方针，都以国防计划为基本，所以外交是军事交际，财政是军需，教育是军事训育。这一种关系，在思想上固然看得出，在政治上，在法律上，也可以看得出来。日本的政治组织，所以不能学英美，并且不能学法国，而必须学德国的缘故，就是为此。由此看来，我们可以明白，一个国民的哲学，是说明他的行动，而不是指导他的行动。近数十年当中，各国的思想，传到日本之后，尽管可以风行一时，而能长久存留在日本，而且化成日本人的思想，在行动上的，只有适合于他这一种国家目的的思想。反是则只限于学者的研究，少数人的玩赏，而不能发生实际的效力。
再从这三十年来的政权起伏，人物交替上看，我们可以很清楚的看出他的一个奇特处来，就是换来换去总在长州军阀势力的这一个圈子里。而政党的转换，更是从议会开设以后，一步一步和政权接近，便一步一步的被军阀同化。如果反乎这一个趋势的人，不是被压迫而倒，便是自己知难而退，英美式的两党对立的现象，固然不见之于日本，而法国式的小党分立的现象，亦复不见于日本的。自由党的势力，一附于伊藤，再附于西园寺。——西园寺虽是公卿，而其实是很聪明地能够顺应军阀的趋势的人——最近分裂之后，老老实实地，附到田中大将的麾下去了。进步党溃裂之后，留着一个国民党的残骸，当桂太郎出而组党的时候，大多数的议员，也都走到他的麾下。这种情形，有人说因为日本的政党，民众的基础太过薄弱，其实民众基础所以薄弱自有原因，过去许多年当中，在军国主义笼罩之下的日本民众，的确是讴歌军国主义而不讴歌政党政治的。这一个军国主义的势力，到桂太郎出而组织政党的时候，已经发生破绽了。大家都晓得，长州军阀的元老，除了山县有朋之外，第一个最有势力、有资望的，就是桂太郎，他是陆军大将公爵。在日俄战争之后，日本的政权，可以说完全操纵在他的手里。何以他要舍了军事上的地位而投身于政党的活动呢？在一方面我们不能不佩服桂太郎的高明，而在一方面，我们不能不看见日本民众势力渐次勃兴。中国革命的成功和满州帝室的崩溃，是给日本民众以最大刺激，同时给日本的军阀以最大的刺激。桂太郎这一个人，的确要算日本近代第一个有伟大眼光的政治家。他看见世界大势的移动和东方革命潮流的涌起，知道军国主义的政治组织和军阀的政权，不能长久继续。于是乎他毅然决然，抱定造成政党政治基础的目的，跳入民众政治圈里。同时他又看见英帝国覆败的时期逼近，东方民族独立机运的勃兴。于是乘着战胜俄国的威光，同时做联德倒英的计划，可惜他到底是前时期的人，他看得见大势的激变，而看不到这个激变是从社会的根底动摇起。时代的转换，先从中心人物的转换起，天时人事，都不容他的雄飞，竟自饮恨而终。桂太郎死后，日本军国主义之政治的代表人物，可以说是没有了。接着寺内死了，现在的田中，明明白白是军阀的回光返照。所以论日本军国主义的时代，我以为桂太郎的死，是一个大关键。自此而后，一方面现出思想界的大变迁，一方面现出国际政治的大变动。不单日本军国主义走下坡路，全世界的国家基础，没有一个不走进革命期的了。
99999 (2008-5-07 21:31:14)
什么叫国际关系？什么叫外交？我们要看清楚，他的基本，毕竟是在一个民族的发展，而国家仅是达到目的的手段。到得目的达到，手段的本身，便随着变革，过去民族主义会变成国家主义，国家主义会变成帝国主义，就是这个缘故。所以主张民族主义而不同时主张民权主义、民生主义，以民族平等为基础，以民权为骨干，以世界大同为目标，则其结果必定会重蹈过去一切帝国主义的覆辙。三民主义所以是解决现代人类生存问题的最完美的原则，价值即在于此。我们看日本过去的历史，在他的民族统一运动当中，同时就发生帝国主义的倾向。丰臣秀吉征韩之役，明治初年的征韩论、明治二十七八年的中日战争，明治三十七八年的日俄战争，欧战中的青岛出兵，西伯利亚出兵，这许许多多历史的事迹，都是在一条很明了的道路上行进，他是由民族主义一变而为国家主义，再变而为帝国主义。并且我们看得很清楚，他的民族主义开始的时期，已经包含着帝国主义的胎种。我们试读山鹿素行所著的《神皇正统论》，中朝事实，德川光国所编的《大日本史》，赖山阳所著的《日本政记》，我们已经很感觉到日本民族的目的，不仅在统一民族而在征服四围的民族建设大帝国了。他们心目中的“神”，就是世界全体的意识，而“神皇”的思想，就是统治世界的意识，和罗马的“该萨”，俄国的“查阿”，波斯的“沙、因、沙”，蒙古的“汗”，上耳其的“加利夫”的观念，是一些没有两样的。“继绝世，举废国，厚往薄来”，这一种世界政治道德的观念，的确是中国这一个最古的“世界国”的特色，而不是那些“强而小的民族帝国主义”所能梦见的。
但是我们始终要看见，民族生存的对象是世界。民族主义发生的时候，同时就是世界观念明确的时候。在从前没有中山先生这样崇高而伟大的三民主义发生的缘故，一则是别的民族，没有中国这样久远而伟大的历史，二则全世界一切国家的关系、民众生活的组织，没有今天这样密切而发达。所以在美洲独立的时代，有这样的观念而没有这样制度的主张，在欧洲诸国有反帝国主义的运动，有三民主义的实际趋向，而没有这样明了的意识。我们越是研究各国的历史观察，国际的交涉，民族的兴亡，越是确信总理的三民主义，不单是后来居上的政治理论，并且越是确信复兴中国国家道德的思想，是改革世界政治生活的起点。
世界一切民族的生活，到得有了交通，有了生产的交换，于是一切关系，便都是相互的了。甲国的文化，输入乙国，成为乙国新文化的资料。到了乙国新文化成了之后，又再输入于甲国，变成甲国改造的标本。如是互相影响，互相感化，互相逼迫，造成大同的基础。所以有了“车同轨”，必是会“书同文”。到了“书同文”的时代，一定会“行同伦”的。但是这一个人类文化大同的运动，在国家生活的当中，常常是用武力为推进的动力。我们看世界文化的交通，不晓得藏着多少悲惨的战斗历史。这盲目的战斗，如果是文明的民族战胜了，文化的推行，自然特别顺当而且迅速。然而历史上的事实不是如此。山蛮海寇侵夺文明民族的生活本据，残破文明民族的工作成绩，使文化的进展，一退几百千年，这样的事实，历史上不知多少。所以文明民族如果忘记“奋斗”，忘记了“武力是文化推进的原动力”，这就是“文明的堕落”。“自然”所要的，只是人类的努力，人类的生存。“自然”是大公无私的，它不单是不私于野蛮，它也不私于文明。它只要惩罚堕落，惩罚文明的浪费者，惩罚懒惰而不努力求生存的人。为生存而奋斗的，自然给他生存；为文化而奋斗的，自然给他推广文化。除此而外，自然不给他什么，也不听从他什么。
我们试想，中国和日本这个民族，地面的差异，人口的差异，都在十倍以上，而文化的差异，却是差了几千年。当中国文化的黄金时代，日本地面，还是穴居野外的生蕃，便是他所谓天孙民族的这个阶段，还不知是在何处。然而中国文化输入日本而后，不过经过一千几百年，他便造成了日本民族的统一。如果把一个日本三岛，当成一个世界来看，就是已经造成了一个大同的文化，而旁边的中国民族，一天比一天堕落。最初赐文化给日本的朝鲜，更是堕落得不成样子，如果不衰，谁敢去问他鼎的轻重。中国民族如不衰败，日本何敢起侵略中国的野心。蒙古灭宋，这是刺激丰臣秀吉的最大事实。满洲灭明，英法侵略中国，两次订盟城下，是引起西乡隆盛等的野心最大的事实。自此而后，日本的内政一天分明似一天，进取的能力，一天增加似一天，帝国主义的雄图，油然兴起，而历史上的传统政策，便确实进行起来了。
在日本维新之前，俄国的势力从北方压迫到日本来。这个时候，日本志士当中，已经生出一种防北的主张。开发北海道的政策，就是由此而起。这防北的政策，就是北进的基础，北进的道路，不用说是跟着神功皇后、丰臣秀吉以来的传统政策来的。他们惟一的目的，就是征服高丽，侵略满州。在明治元二年，已经有几个很狂妄的武士，主张日俄联盟瓜分中国。后来中国的国力，一天衰似一天，满清统治能力的薄弱，已经被日本看透了。中法战争的时候，中国连战连胜，依然北京政府要忙着割地赔款，这样的情形，哪里不引动日本的轻视呢!不止此也，此时俄国势力的南下，一天紧似一天，如果日本不努力南进，他也怕唇亡齿寒，占了满洲的俄国，一定向高丽进取，以那样腐败的朝鲜王室和两班，哪里挡得起俄国的一蹴，所以他们的北进，也可以叫着实逼处此。中日战争和日俄战争两次的大战，他们也是拼着民族的兴衰、国家的存亡来的。毕竟中国和俄国，都是世界的大国，以小抗大，而且是抗十倍之大，难道日本人真是疯子，一点不会作退一步的想吗？前进是生路，后退是绝路，他们也是算清楚了的。
日本开国进取的方针，不只是北进的、南进的策略，也是一个很重要的趋势。在幕末时代，压迫日本的外国势力有两个，一个是从北方来的俄国，一个是从南方来的英美诸国。从大陆来的俄国，引起日本的北进，而从海上来的英美诸国，便引起日本的南进。其实这两个名词，还是不很妥当，我们还是说它是“大陆进取政策”和“海洋进取政策”要明显些。代表大陆进取的是陆军军人，当然代表海洋进取的是海军军人了。中日战争之后，北进的政策，被三国干涉阻止了，而南方得了台湾，成为他海上进取的基础。日本的移民政策，便随着商业的关系，拼命向海外求生路。然而生路是很少的，布满了美澳两洲的“排黄运动”，不单是阻止着中国人的求生之路，也是阻止着日本人的求生之路的。所以这若干年的当中，日本在美洲的发展，也只有挤开一些中国人，得着一点苟存的地位，并不纯为东方民族创得一些基础。太平洋的欧亚人种竞争当中，处处包含着中日民族的竞争。我们每看到日本人排斥海外华侨的言论，不惟引起我们一种愤恨的心理，并且使我们想到日本也是东方民族，何以竟没志气一至于此，真不由不替东方民族叹息了。
99999 (2008-5-07 21:31:46)
我们立脚在理论和历史两个重要的问题上面的人，我们一切的批评，只有事事根据事实，事事根据理论，我们不晓得有恩怨，不晓得有私交，不晓得有客气。我在日本有不少的至友，不少的先辈，或者可以说，我之社会生活，在日本还多过在中国罢。但是我们到得立脚在评论国事的时候，我们不能管那些，我们只有说明事实，阐发主义。
田中大将也要算是一个很熟的朋友了，他的幕僚部下当中，更有不少的至交。我在未批评他们之先，我想附带讲一句话，就是希望他们看见了这一篇文字之后，要深刻地反省，要晓得我的叙述和批评，是顾不得世俗之所谓客气的。
民国二年的春天，总理中山先生特地访问日本，那时我随从总理做秘书，在日本六十天的时间中，一切演讲、宴会、访问、交涉，事事参与，那时一切经过，我至今还是很详细记忆着。因为那一回每事都是我做翻译，每一件事都有听两次说两次的机会。以后关于日本的交涉，总理常常命我去办，却是每一件事只有听一回说一回的机会，记忆反而减少了。
那一年在东京四十天的当中，最值得我们记忆的，只有一件事，就是中山先生和桂太郎公爵的会见。桂太郎这一个人，大家都晓得，他是日本军人政治家当中，最有能力而当权最久的一个人。日本自有内阁制度以来，没有他做总理那样久的。伊藤博文组阁三次，总共不过六年十个月，他也组阁三次，却有了七年十个月之久。他第一次组阁，是明治三十四年六月到三十八年十二月。在这几年当权的当中，他所干的两件最重大的事情，就是日英同盟和日俄战争。从外交史上看，大家都晓得英国是标榜“荣誉孤立”的，在百年以来，英国没有和任何国家缔结过同盟。这一次把百年政策之一的“荣誉孤立”抛弃了。和日本联盟，这自然是他认为有民族兴衰、国家存亡的大关系，才肯出此的。至于日本，以一个东方新兴的国家，才从不平等条约的束缚下面，解放了不过十年，便和世界第一个强大的帝国结成攻守同盟，造成他战败世界第一大陆国家的历史，这真是日本民族最大的奋斗成功。不特此也，这一件大事，可以说把全世界都整个推动了。由日本战胜的结果，打破了东方民族不能战胜西方民族的催眠术。全东方的民族，都活泼地动作起来，世界民族革命的新潮，从此开始。因为俄国战败的结果，才造成英法协商和三国协商，继续五年死亡二千万的世界大战，以及俄、德、奥、土四大帝国的倒塌，都由此而起。无论是非如何，桂太郎这第一次登台四年零七个月当中的成绩，的确要算是世界史上空前的伟观了。
桂太郎的事迹，世间所知者大都如此。而不晓得他在日俄战争之后的计划，更属可惊。他的高识远见和通权达变，的确不是日本现在一切政治当局所能望其项背的。在中国排满革命成功之后，他特意派人对中山先生表示亲近的意思。及中山先生到了日本之后，那时他正是第三次组阁的时候，他特意约中山先生密谈两次。这两次密谈的当中，他和中山先生都可算是尽倾肺腑的了。而自此以后，桂太郎之佩服中山先生和中山先生之佩服桂太郎，可到了极点。两人之互相期望，也到了极度。桂太郎死后，中山先生叹气说：“日本现在更没有一个足与共天下事的政治家，东方大局的转移，更无可望于现在的日本了。”当桂太郎临死的时候，他对在旁视疾的最亲信的人说：“不能倒袁扶孙，成就东方民族独立的大计，是我平生的遗恨。”由这两个人的感情上，大家总可以了解，桂太郎的心胸和气魄了。何以一个帝国的大军阀领袖，一个民国开国的革命领袖；一个军国主义的权化，一个三民主义的宗师，会如此互相谅解呢？他们两人的互谅和互信，不是在学术思想上，不是在国家思想上，而是在以东方民族复兴为根据的世界政略上。桂太郎和中山先生密谈，前后约计十五六小时，桂太郎的话的要点，我可以记出来：
“在清政府的时代，东方的危险，固然到了极点，同时失望也到了极点。那样腐败的朝廷和政府，哪里还可以有存立发展的希望。而西方的努力尤其是军国主义大陆国的俄国，以最强的武力从北方压迫下来，海上霸王的英国，以最大的经济力从南方压迫上来。这个时候的日本，除了努力图自存而外，更无他道。而自存的方法，断不能同时抗拒英俄。幸而英俄两国，在亚洲的地位，立在极端冲突的地位，使我得以利用英俄的冲突，和英国联盟，居然侥幸把俄国打败了。俄国这一个敌人，不是东方最大的敌人，而是最急的敌人。打败了俄国，急是救了，以后的东方，便会变成英国的独霸。英国的海军力，绝非日本之所能敌，而英国的经济力，绝非日本之所能望其项背。我在日俄未战之先，极力想法造成日英同盟。现在日俄战争的结果既已分明，而日英同盟的效用，完全终了。此后日本绝不能联英，而英国更不用联日。在太平洋上，英日两国，完全立于敌对地位。此后日本惟一之生路，东方民族惟一之生路，惟有极力遮断英俄的联结，而且尽力联德，以日德同盟继日英同盟之后，以对英作战，继对俄作战之后，必须打倒英国的霸权，而后东方乃得安枕，而后日本乃有生命。此生命问题，非独日本，从鞑靼海峡到太平洋，全部东方民族的运命，皆以此计划的成败而决。现今世界只有三个问题，土耳其、印度、中国是也。此三国皆在英国武力与经济力压迫之下。然而只须解除其武力的压迫，则经济力之压迫，完全不成问题。盖此三国皆真可以成最富的生产国之要素，此三国皆不能为日本助。中国有可以为日本助之道，而此数十年来，内政既不修明，利权复任意放弃，且持其远交近攻之策以临日本。中日之战，中国如强，则绝不会有日俄之战。中国若强，则应为中日俄之战，或中俄之战，而不致以此牺牲，归之日本，我可断言。此两战者，日本不过以人民死生拼国家存亡，岂足以言侵略。若中国不强，而甘受欧洲的侵略，且将陷日本于危亡，是可恨耳。
我有鉴于此，故前年有俄都之行。余之赴俄，世间谓余将作日俄同盟。余诚欲修好于俄，然同盟何能成，成又有何用。我所计划者乃是日德同盟。我因既不能以此事假手于人又不敢往德国，惹人注意，故与德政府约在俄都讨论政策，乃刚到俄都，先帝病驾，速以急电催回，事遂一停至今，真是一个绝大恨事。但我一日握政权，终必做成此举。此为余之最大秘密，亦为日本之最大秘密。倘此事有半点泄漏，日本将立于最不利的境地。在日德同盟未成之时而英国以全力来对付，日本实不能当。我刚才听见先生所论、所劝告日本之策略，不期正为我志。我在日本国内，从不曾得到一个同志，了解我的政策。今日得闻先生之说，真大喜欲狂。中国有一孙先生，今后可以无忧。今后惟望我两人互相信托以达此目的，造成中日土德奥的同盟，以解印度问题。印度问题一解决，则全世界有色人种皆得苏生。日本得成此功绩，决不愁此后无移民贸易地，决不作侵略中国的拙策。对大陆得绝对的保障而以全力发展于美澳，才是日本民族生存发展的正路。大陆的发展，是中国的责任。中日两国联好，可保东半球的和平，中日土德奥联好，可保世界的和平，此惟在吾两人今后的努力如何耳。
现在中国的境遇如此，国力又不堪用，先生的羽翼又未成。刚才所云助袁执政云云，以我所见，袁终非民国忠实的政治家，终为民国之敌，为先生之敌，然今日与之争殊无益而有损。如先生所言，目前以全力造成中国铁道干线，此实最要的企图。铁道干线成，先生便可再起执政权，我必定以全力助先生。现今世界中，足以抗英帝国而倒之者，只有我与先生与德皇三人而已。
这一件事，在政治道德上，中山先生和我始终守着秘密。直到桂太郎死，欧战发生，日本对德宣战，先生才对亲信的同志谈过。我们把桂太郎的话看看，再把欧战前后的事情想一想，假若桂太郎不死，东方的局面，可说绝对不是今天这样的。现在日本这一般政治当局，无论是政府的大臣，是政党的领袖，都是些随波逐流，没气力、没志气、没计划的普通政客。一天到晚，只把如何取得政权、如何保持政权作成惟一的目的。日本民族的将来，东方的将来，世界的将来，他们绝没作过打算。政治人才拂底的日本，前途的确是可危极了。至于中国今天在政治上的人们，或是永不读书，或是读一句书，喊一句口号。政治是民族生死存亡的大事业，又岂是这样所能成的，真可叹呵!
99999 (2008-5-07 21:32:22)
桂太郎是中山先生的一个政策上的同志，秋山真之这一个人，也要算是中山先生最知己的朋友了。秋山真之死的时候，还是一个海军中将，是死后才追赠大将的。如果说桂太郎是日本军人政治家当中的伟人，这秋山真之可以算是日本军人学问家当中的奇人了。我也把他的事迹谈一谈罢。
秋山真之在日本海军界里，算是惟一的奇杰，而同时是一个惟一的学问家。他的身材，正是普通我们意想中的日本人，非常短小；他的相貌，是很平常的。比如西园公寺望、桂太郎这一类的人，如果在人丛中见着，谁也一望就注意他是非常人，他们面貌身躯，是很多特质的。而这秋山真之，却不容易在形相上看出他的奇伟来，至多我们只能看出他是一个平常人当中富于修养的人罢了。然而他的奇特，却是很值得我们注意的。就学问说，他是海军中惟一的智囊，他的海军战术，是海军中的人认为可望而不可即的。大抵他是一个聪明绝顶的人，而他的智识丰富，知识学问的方面非常之多，他能够用他的聪明去用他，而他自己的目的，不是在做学者，所以他不曾用科学的方法去整理他，种种学问知识，在他的心灵上，化成了一种直感直觉的作用。所以人人以为不能及的，就是他的直感直觉。许多人说他是天眼通，他心通，这大约就是他那一种由很丰富的学识所化成的潜在意力的作用罢。在中日黄海战的时候，他作海军参谋官，黄海的战胜，他有不少的功绩。日俄的日本海战，他作舰队的参谋长，一切作战，都是他的主任，把波罗的舰队，打得片甲不回。就是他的作战，据他自己对我说，“在俄国波罗的舰东来的时候，他只每日潜思默想，极意静坐。他确实从一种的心灵作用，明明白白地，晓得波罗的舰队的行动。当时大家都惶恐，畏惧波罗的舰队的伟大威力，而民间更是恐怖得厉害。他自己却是有很坚确的信念，认定自己必定能够歼灭波罗的舰队。以后一切作战，都是这一种很坚确的信仰的力量，而不是用科学的方法。要是靠科学的方法，日本舰队决非波罗的舰队的敌手。”当时他常对我讲起许多日本海战的故事，多是玄玄妙妙，半宗教半哲学的话。这个人的性格，和平常日本的军人不同，他是非常朴素温厚的君子，绝没有普通日本军人那样矜骄欺诈的习性。我认为他所说的话，不是假话，不过他的认识和说明，是否正确，当然又当别论的。
他的努力，是平常人所绝不能及的。他一天睡眠的时间很少，他的刻苦用功，只有“手不释卷”四个字，可以形容，不是看书就是测图，此外就是静坐。他是一个很热烈而诚挚的神教信徒，他确信信仰是一切道德的极致，在一切修为中，有最大威力。他的宗教思想，当然是纯日本式的民权神权论，正是素行派哲学思想的余脉。不过他不是一个理论的信者，而是一个情意的信者，在仪式上，和普通日本信神的人一样，完全是受佛教的感化。
他是这样一个人，何以总理和他那样交好呢？这也完全是在政治的主张上，他是一个很热烈的南进论者，同时他是一个排英美的论者。他的南进论和排英美论，完全是立足在有色人种的复兴上面。他不是讲大东洋主义，为是讲大亚洲主义，也不是讲大日本主义，而是主张人类的平等。他以为“人类都是神的子孙，文化是人类共享的工具，世界不容一种人专横，文化不容一种人垄断”。他在政策上，和桂太郎大略相同。他以为日本不可以造成陆军国，而且不能造成大的陆军国。日本人的运命在美洲澳洲。但是要达到这个目的，除是土耳其、印度、中国三个大民族都完成了独立，打倒了英美的霸权，要海上的自由完全实现之后，诸大陆的移往自由才能实现。所以他在这一个论据之下，极力盼望印度的革命成功。他认为印度的革命成功，是东方民族复兴的总关键。如果印度的革命不成，其他的一切努力，都不能完全有效。他在这一种观点的下面，和总理成了很好的朋友。他对于总理的革命事业，在物质上、精神上，都有了不少的援助。而他之援助总理的革命事业，是很纯洁的，不单是不含有半点策略，并且不带有半点虚荣，至今日本人很少知道他和总理的交谊如此之深，也足以表明他是做事不求人知的。
张勋复辟的那一年，田中义一还是做参谋次长，而他那时的权势，可以说是倾动一时的。参谋总长是萨藩出身的上原大将，是绝不问事的傀儡，一切大权，尽在田中的掌握，他的全付精神，都是注意在中国大陆的。那年的四、五月间，他特地到中国来，到徐州见了张勋，又游了长江沿海。到上海的时候，曾和总理见面。在他回国之后，中国的复辟风说，已经遍布全国，而报纸上也盛传田中到徐州，是和张勋的复辟有关。这个风说，越传越紧，在六月初旬的时候，已经是山雨欲来风满楼了。总理此时便派我到日本去调查复辟运动的内情究竟如何。去的时候，带了许多封总理的信，这当中最重要必须讨问的人，就是陆军的田中中将和海军的秋山中将。
我是六月十六日从上海起身的，到东京大约是二十一罢。向例我到东京总是住日比谷公园附近的“旭馆”，那一回刚逢着议会开会期，旭馆被国民党的议员员们住满了，我只好住在筑地的“冈本旅馆”。筑地这个地方，本是东京的最低地带，我向来不愿意住的，这一回算是第一回。
房间定好，稍为休息了一下，我便先去看秋山中将。那时他是海军军令部长，海军军令部和陆军参谋本部一样，是最高的军令机关。他当时要算是海军的最高领袖。然而他的住宅，是非常简微的，照当时日本的房价，至多不过月租三十元的小房子。我向来是去得惯了的，所以从花园的篱门进去直到了他的书房。他正端坐在图书堆中闭目习静，听见有人进去，把两眼睁开，一看见是我，他好像大吃一惊的样子，把身子向后一退，指着我说：
“你几时来的，你，你的面色很不好。”
我倒被他吓了一大跳，我答说：“我刚刚才到，我一到旅馆，立刻就动身到先生处来的，我这一回因为旭馆住满了，住在冈本。”
他重新把眼睛闭下，把两只手合着，默念了一两分钟，又重新向着我说：
“还好，不要紧，这不是你有什么祸事，是因为你住的地方不好，那个地方不久就有天灾，你快些搬到最高处去住罢，低地住不得。”
我越被他闹糊涂了，但是我晓得他一向是如此神里神气地，然而又不好反对他，我想了一想，对他说：
“东京最高的地方，要算是六番町的金生馆了，搬到那里好吗？”
他说很好，赶紧搬去，只有这一个地方可住。我此时才把总理的信取出送给他，我问：
“先生看中国的大局如何？”
他又把眼睛闭上，照例默念了几分钟，把眼睛睁开说：
“中国不出十天，有国体的变动，这个变动，发生在北京，可是发生之后，不过三天，便仍旧失败。”我再问他时，他说：“我的能力，现在只能见到如此，以后的事情，且待这一个局面现出之后再看罢。”我又坐了一回，谈了些别后的闲话，便告辞出来。我对于他的话，明知是很有意思，而对于他的态度，总是不能释然。
回到冈本旅馆，用电话向金生馆定好了房间，嘱咐旅馆给我把行李移去，出来便去看田中中将。他住的是一间和洋折衷式相当的华屋。书斋里面，很精致地排列着许多书橱，金光炫目的书籍，插满一室，当中放着一张洋式书案，和秋山那一个中国古代式的乱七八糟的书房，是大不相同的。我走到他的书房里之后，田中还没有出来，我一人坐在书房里等，看见他壁间挂着一付泥金笺的簇新的对联，是张勋新送的，上面题着“田中中将雅正”下面题着“弟张勋拜书”，对文我是记不得了，大约不见得会是张勋的亲笔。虽然在那样的时候，看见这副对联，不能不有种种联想，然而文字应酬，是中国人的通常习惯，我也不很以为奇怪。等一会田中中将出来了，他看见我注意看张勋的对联，似乎是很不安的样子。寒暄既毕，他自归自急急的尽管讲他如何反对中国的复辟运动，如何特意为此去见张勋，叫张勋千万不要复辟，越说越长，越长越奇，我绝没有说他和张勋有关，没有疑他叫张勋复辟，然而他如此大费唇舌地辩明，真是一件妙事。但是我见这两位中将之后，我对于时局的观测，已经得了下少的基础，人也倦了，时候也晚了，我就回到金生馆。
我一到金生馆的门口，就看见绝不是寻常日子，门前是车如流水马如龙，一望而知这里面有活动人物住着。住定了之后，细细问旅馆的主人，原来“日本的中国复辟党”都聚会在此地，肃王派、恭王派、宣统派的领袖都齐了。满清倒了之后，清室的亲贵们，只有藏着过安乐日子，哪有一个人有什么复辟的勇气。所设复辞党，在中国人中除了张勋升允之外，恐怕就只有吴稚晖先生之所设老鼠精一派的古董骗子。所谓复辞运动，只有在日本才有，只有日本的几个北京浪人、满洲浪人，才是整天兴风作浪。此时正是他们大举兴师的时候，听说是大仓组拿出二百万运动费给他们，所以摆得出车如流水马如龙的架子。
当晚我就写了一封很详细的报告，寄给总理，我的调查任务，算是达到了目的。在东京住了三四天，便动身回上海。等我刚离了东京，一两天内，东京湾便发现很大的海啸，飓风把海水卷起，筑地一带，变成泽国，街上都用小船搬置人物，秋山中将之所谓天灾，大约就指此了。及我回到上海，张勋的复辟，已经发动，报上已经满载着封王封侯的记事，可是刚刚三天，马厂兵到，一场皇帝梦，依然如梦幻泡影，这就是秋山中将之所谓“北京有国体变更，不过三天，必然失败”。但是何以他能够如此灵验，说得一点不错呢？总理说：
“秋山中将是日本第一个海军的学者，他对于气象的学问，本来有专门的研究，而海军军令部，是不断地接受各国各处天文报告的，何处发生飓风，这风有多大的力量，几时可到东京湾，他是应该计算得出的。他是政府中最高的当局，他明明白白，晓得种种的消息。他在主义上，对于张勋之所为，是反对的，我们去问他，他既不能不告诉我们，而他的职责上，万不能随便讲话，所以只好假托神仙，从静坐默念的当中，显示他的意见。”
对了，这一场公案，我们得到最正确的解释了。只是现在想起来，“此地无银三百两，隔壁小二不曾偷”两句话，确实有此意义。只可惜秋山中将这样一个天才，这次和我相见时，已经得了不治的癌症，不到六个月，便作了古人。陆军的桂太郎死了，海军的秋山真之死了，日本海陆军中，现在恐怕再没有一个有意识的人才罢。
99999 (2008-5-07 21:33:06)
我们要晓得，近十五、六年以来，跨国的政局变动，没有一回不是受外力支配的。在这十五六年当中，除了我们总理中山先生，他的一切行动，是主动的、独立的以外，握政权的人的行动，几乎尽是站在被动的地位，而大多数是被帝国主义的势力支配着。帝国主义者叫他东他不敢西，叫他西他不敢东。总理死后，许多人们，对于俄国也是一样，共产党更不用说了。“操之自我则存，操之于人则亡”，中国人失却了建国的能力，这是一个最大的证据。所以总理说：“不平等条约不废除，中国不能够得到民族的平等，国家的独立，则永无统一的日子。中国不统一，最大原因，是中国人自己失却了自信力而甘心受制于外国。同时一个外来的原因，就是掌握着最大的兵力财力的外国人，以不平等条约为工具，以中国人无自信力为机会，而来中国捣乱。”这是的的确确的。我们在前面许多叙述当中，总应该看得出，日本何以能强，何以能统一，何以能吸收欧洲的文化，把他组织起来，变成日本统一的民族文化，这完全由于日本民族的自信力。“信仰”是生存的基础，“信力”是活动的骨干。这种地方，是中国人应当切实反省，努力自新的。
自从欧洲战事发生以后，欧洲列强，没有一国能在中国作政治的活动，于是中国的政治问题，完全被日本人操纵着。操纵中国政局的中心人物是谁呢？这是我们所不能不知道的。
田中义一大将，是日本长洲系军阀的嫡孙，是山县有朋的家督相续人，前面我已经说过了。他最有声有色的活动，是在他的中将次长时代。而他有声有色的活动，既不是像桂太郎那样大刀阔斧的创造生活，也不是像秋山真之那样生龙活虎的精神生活。他只是在日本传统思想，传统政策，传统势力下面，运用他的聪明和才智，一天到晚干着。干的什么是没有一定的计划，一定的方法，一定的把握的。他只是要掌握日本的政权，而如何施政的理想是没有的。他只是想操纵中国的政治，而中国政治的重心在何处，是永远不认识的。他只是看见日本的社会倾向变了，革命的风潮起来了，中国的民众觉醒了，中国的革命势力扩大了，世界的趋势紧张起来了，日本在东方的地位动摇了。他对于这些现象和趋向恐怖得很。他怕日本藩阀失了政权，怕日本的神权失了信仰，怕日本的帝国失了生命，怕中国的革命运动阻碍日本传统政策的推行，同时又怕中国的革命影响及于日本的民众，怕世界的潮流推倒日本的地位和组织。明天怎么样他不明白，明天应该怎么样他没有一点打算。只是恋着过去，恐怖将来，于是敷衍现在；而又不甘于敷衍，于是一天到晚开倒车。开一回失败一回，而他尽开着。恋着的过去是没有了，而他的意象中不能抛却。恐怖的将来片刻不停的迎面而来，他也不能阻止，也不能变换。心劳日拙，愈用智慧而愈是愚暗，愈用气力而气力愈是消失。政治家当中有成功的英雄，有失败的英雄，田中中将的将来，恐怕是失败的非英雄罢!我说这些话，并不是故意对于这位老先生加以菲薄，现在日本的地位，和他的历史关系，本来不是容易打得破因袭的势力支配的。不过想起他过去一切无益而有害的活动，实在不能不为中国、为日本、为东方一切民族叹气。
我有几年不到日本，今春奉命使日，在东京见过田中大将一面，他的精神仍旧很好，他的雄心仍旧不衰，不过我总觉得有一个很大的不同，从前的田中中将，一天到晚是我要干，今天的田中大将是我不能不干。要干的田中中将的意识是在推动时局，不能不干的田中大将是被时局推动。要干的田中中将的意识是“不怕”，不能不干的田中大将的意识是“怕”。
中山先生在日本的时候，对于田中，也是很属望的。中山先生向来对于任何人，总时时刻刻作他的同志。因为中山先生不承认世界上有坏人，也不承认世界上有不能变易的人，他认为一切人类行为的错误，只是“不知”，如果知了，他一定能行。当时的田中中将，是很有活气的。他又在操纵日本政权的地位，那时对于一切国际的问题，可以由田中的方寸来决定。因为那时日本一切外交方针的决定，都是受支配于国防计画，而内阁政策，也就受支配于参谋本部。虽然内阁总理有权可以决定政策，然而没有权保障他的地位。参谋本部的法律上地位虽然不能支配政权，然而实际政治作用上可以左右内阁的成败。在这样一个重要地位的田中中将，倘若能够具备秋山军令部长那样的思想，中国的革命事业，要容易进行许多。因为日本的地位和力量，足以左右中国的时局，并且可以障碍中国一切事业的进行，阻止一切事业的成功。尤其在每一次战事发生，日本人必定操纵了中国全国的交通。参谋本部的武官，是布遍了各处重要都会。各方面的领袖人物，都和他的驻在武官发生关系。而那些驻在武官，也乐于和领袖们发生关系的。无论在怎样困难的地方，他们可以有通信的自由。无论什么地方的变动，他们总得着最快的情报。在中国地方，政治军事的情报，最确实而最迅速的，恐怕要算日本的参谋本部了。
中山先生所希望于田中中将的，第一是希望他抛弃日本的传统政策，第二是希望他改正一切认识错误，其他的日本人，没有比田中的地位关系中国更大的。然而这希望是绝没有效果，一切动植物，都可以变成化石，而化石决不能再变成动植物。民国五年的排袁运动，日本人是有很大关系的。日本人何以要排袁，这是知道东方历史的人所能了解的。在中日战争的时代，袁世凯驻在高丽，运用高丽的王室和政府排日，是袁世凯最初的政治活动。此后袁世凯当了政局，虽然一样是拜倒在帝国主义列强的权力下面，然而却不是专一服从日本。日本近二、三十年来，对于中国的事，他要垄断，对于中国握政权的人，谁能够一点不疑惑、不反抗，倒在日本权力的怀里，日本人就帮助他；反对日本的不用说了，就是主张亲日的人如果不能够倒到他怀里去，也是不受日本的恋爱的。袁世凯不单是不能倒在日本的怀里，而且时时要用远交近攻的政策，这是日本人排袁的第一原因。其次是机会。当时日本人也看见中国排袁的风潮决不能够镇压，袁世凯的倒坍，已成了必然的运命。顺着这一个时势，扶植起倒袁的人来，也是他们操纵中国政权的机会。参谋本部聪明的田中中将，他是不肯放过这一个机会的，这是第二个原因。
所以在他化石的脑筋里面，始终是不愿意中国革命成功，不愿意真正的革命党在中国占势力的。说起这件事，也有一个历史，辛亥革命的时候，西园寺公望作内阁总理，此人也是日本近代政治家当中一个最有能力的人。他是京都的旧公卿，维新时候，作为倒幕运动的公卿当中的最年轻者，性格的确是贵公子当中的模范人物，聪明而老成，风流而沉着，忍耐而有决断。他的思想，含得有不少的法国派的自由气习，对于现在政治和社会，很能了解，同时他自己是老公卿，维新时代和武士们共事又最多而且久，所以训练成一个圆熟而有才华的政治家。一切元老当中，他的头脑，化石的部分最少。当武汉革命军起，日本的宫中府中，不用说是起了极大的震动。那时有两派的主张，一种主张要出兵帮助清廷镇压革命，一种人主张守中立，不干涉中国的时局。长阀元老的山县元帅，做枢密院议长，在御前会议的时候，山县便主张出兵，枢密院中的老人辈，不用说附和山县的很多。西园寺很平淡地说，“革命不是一件好事，一国最好是不起革命，但是一旦起了，他必定要成功，不到成功则政治永不安定，这是历史的原则。所以帮助他国镇压革命，是一件不应该而不可能的事情。”这一个议论，成了当时日本庙议的决定。本来，日本军阀们所以反对中国的革命运动，第一个要点，就是对于革命的恐怖，怕中国的革命影响及于日本。究竟这一个恐怖，是不是应该的呢？我认为是应该的。因为革命运动一方面是事实，一方面是思想，这两件东西，都有同类此附、同声相应、同气相求的可能。日本虽然是经过了一次的民权革命，推翻了幕府，统一了全国，开设了议会，发布了宪法，然而经过了数十年之后，前时代的维新，已经生了一种惰力，而新组织起来的社会，起了一种新的要求，同时也生了一种新的缺陷，民众势力和藩阀的势力，早已成了对立的现象，“打倒军阀”的运动，当时已经渐渐普遍于民间了。如果中国的革命成绩良好，直接间接，对日本的军阀，足以成为一个打击，第三次桂内阁之所以倒，当时民众运动之所以勃兴，的确是中国革命的影响。有这样的关系，这样的历史，自然山县有朋的子孙辈，一定和山县有朋的思想，是一个脉络，一个形态。
所以在中国倒袁运动起来的时候，田中中将的行动是很值得我们注意的。他第一件大事，就是在南方扶植岑春煊、唐继尧而压制中山先生所领导的中华革命党。那时他的说法，是说南方的势力要团结，要联合，不可分散。他们分析中国的势力，决不用革命、反革命做分析，而用南方、北方做口号。确实当时有许多国民党人，甚至许多同盟会的旧人，也忘记了“革命”，而注意在南北，日本人的说头，更是有根据了。当时参谋本部派青木宣纯中将到中国来。在青木下面作实际工作的，就是今天参谋本部第二部长的松井石根。南方各军的交通，和势力的集散，政府的组织，可以说都出自青木公馆。岑春暄之回国，回国后之活动，军务之组织，政学系、研究系之联合，此中关键，都在东京参谋本部。不止此也，田中中将此时的注意是很普遍的。他在中国的中部，又扶助张勋，以为后日督军团运动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