邵龙宝：全球化语境下的儒学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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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体: 小中大 | 打印发布: 2007-8-25 02:50 作者: 刘好光来源: 中国教育报查看: 784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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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化语境下应寻求和彰显儒学的普世价值

邵龙宝：同济大学法政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比较文化与道德教育研究所所长，主要研究方向为“中西方道德教化比较研究”、儒家伦理与公民社会。

■儒学是表征中华民族精神和民族凝聚力、中国特色和中国模式的文化理念、思维方式、行为模式的经世之学和生命之学

■儒学的普及反对文化霸权主义，应在相互尊重的基础上展开“文明对话”，在全球化中克服自身的缺失，弘扬自己的优点和长处

■儒家的“仁、义、礼、智、信”、“恭、宽、信、敏、惠”要成为与现代公共生活相适应的道德范畴、规范和准则，需要在普及中实现创造性的转换

对话者：

中国教育报记者刘好光

同济大学教授邵龙宝

既非元典儒学经典，也不是汉代经学、隋唐儒学、宋明理学和现代新儒家——我们要普及的儒学是什么

记者：在复兴中华文化、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时代条件下，随着国学热的兴起以及儒学经典的走红，儒学的普及问题进入了学者的视野，也成为大众关注的话题。前不久国际儒学联合会在北京召开第一次儒学普及工作座谈会，专家学者提出将儒学研究的新成果转化为普及儒学的新资源，这样才能展示儒学精华的价值和力量，使儒学获得发展的生机和活力。儒学是一个内涵非常丰富的概念，我们要普及的儒学究竟是指元典儒学，还是泛指儒学精华？

邵龙宝：这是一个儒学普及的前提性问题。我们要普及的儒学恐怕不能简单地指元典儒学经典，也不是指汉代经学、隋唐儒学、宋明理学和现代新儒家，更不是指儒学原教旨主义、国粹主义、狭隘民族主义和儒学中心主义。这个儒学应该是中国在几千年的社会发展中所积累、积淀的儒学思想文化的总和，是儒、释、道交融互补，中西方文化冲突与交融对话中形成的中华民族思想文化的一个思想体系。它是表征中华民族精神和民族凝聚力、中国特色和中国模式的文化理念、思维方式、行为模式的经世之学和生命之学。

只讲批判不讲继承和弘扬是不对的，只讲继承和弘扬而不讲批判同样不对——儒学的普及必须在双向展开的批判中向民众普及其精华

记者：对待儒学，我们以往一向持“批判地继承和弘扬”的态度。儒学有做人之道、天人合一、中庸之道、内圣外王之道、自强不息、厚德载物、忧患意识、独立人格、道德修养等许多精华，不容忽视的是，儒学的确也有一些封建专制主义的遗存和糟粕。过去我们谈批判多，讲继承和弘扬少。今天我们讲继承和弘扬时，是否还要坚持批判的精神呢？

邵龙宝：只讲批判不讲继承和弘扬是不对的，只讲继承和弘扬而不讲批判同样不对。儒学的普及必须在双向展开的批判中向民众普及其精华，这是儒学普及工作中的一个难点。批判地继承和弘扬，不仅要在文献层面，更要深入到民众的日常生活层面。儒学有作为传统文化的儒学和作为文化传统的儒学之分，二者既互相联系、相互依存又有差异。前者是一种文化遗存，包括文化经典、庙宇设施和典章制度三个层面，我们现在可以用时代精神对他们加以批判地继承和弘扬；后者不仅包括上述三个方面的内涵，还有更深广的含义。它是由过去到现在乃至向无尽的未来不断展开的开放的体系，它带给人们的是一种历史意识，却又活在当下，活在每一个中国人的生命体中。儒学传统（包括与释、道的交融呈现出复杂的情况）积淀在中国人的心理结构和文化血脉之中。

记者：这也是我们在普及儒学的过程中应该加以审视和研究的。以往这方面的研究明显不够，仅仅停留在对文献典籍的批判继承和现代诠释，这只是儒学研究的一个方面。其实，日常生活层面的儒学研究还有大量的工作要做。这方面的工作应该如何深化呢？

邵龙宝：一个重要的途经是深入到“小传统”中。文献典籍是儒学的大传统，即经史诸子思想、上层文化等。儒学还有小传统，是指戏曲、小说、民间传说等民间文化形式流传下来的乡俗化了的道德文化观念。大传统经过民间的筛选、改编、再创造，变成了小传统。小传统可能会将大传统中一些经典的东西曲解、歧解，但它却能广泛而深刻地直接影响国人中的大多数。所以研究儒学的普及还必须深入到老百姓的日常生活和社会运作的各个领域之中，考察儒学传统的精华和糟粕是怎样影响着当下中国人的日常行为和社会运作的机理，才能真正对儒学加以理性地普及。

记者：究竟如何区分儒学的精华和糟粕呢？过去冯友兰先生提出过抽象继承法和具体继承法，您对这个问题怎样看？

邵龙宝：儒学的精华与糟粕是一个矛盾的统一体，很难将其一下子区分开来。儒学的仁爱、和合、天人合一、自强不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舍生取义、“威武不能屈，贫贱不能移，富贵不能淫”、“恻隐之心”、“勤学敬业”、“实事求是”等，都体现了中国文化的人文精神内涵，已经成为中国精神的文化基因的重要因素。儒学的糟粕（与法家、道家等其他传统文化密不可分，尤其由于历史的局限，受到封建专制主义制约和影响所连带的因素）如等级结构、亲缘关系、人情至上、经验主义和封建迷信等正是各种腐败的一个重要文化根由。只有切实搞清楚儒学的正负效应在现实社会生活中对制度、人心的影响，儒学的普及才能建立在理性的基础上。正是在此意义上，儒学的普及应当以构建当代新的儒学体系为前提，而新的儒学体系的构建又为儒学的普及打下坚实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