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年经验奠定文学道路
朱大可觉得自己童年结束是在17岁那一年，父亲的死让他“突然成熟了”。 1974年7月，朱大可中学毕业，进入上海第三机床厂技校读书。其父是在1975年11月一个寒冷的黄昏病逝的。当时正值“文革”后期，“亲友彼此都不敢来往，人际关系非常冷漠。”说到这里，他两眼向上凝视，声音突然低了下去：“我父亲是民主党派人士，在‘文革’中备受折磨。
他去世时，病床前就我跟我母亲两个人，四周既没有亲戚，也没有朋友。他们都逃得很远。”
在朱大可的记忆里，“父亲是和蔼的，可亲的，宽容的。”小学时，朱大可和母亲住在一起，并且在母亲执教的学校读书。
“我母亲最先是音乐老师，后来改做语文老师了，她很严厉，而且不苟言笑，从来没有宠过我，对我就像对其他学生一样。我对音乐和语文的喜欢，主要是受她的影响。父亲是历史老师，所以我对历史也很喜欢。”父亲在很远的浦东教历史课，一个礼拜才回来一次。“他从来不打骂呵斥我，因为我超出了他的期待。”
朱大可的确表现卓越，小学还没有毕业，“已经通读四大名著”。到他十二三岁的时候，父母执教的两所学校的图书馆他全都看遍了。进入中学后，西方古典文学他也过滤了一遍。
“这些‘文革’残留的书，被保留得很好，而且传播非常广泛。很多书破旧发黄，封面、书底都没有了，你只能猜它的书名和作者，但我们通常都能破解这种迷案。”朱大可和母亲轮流看书，很多时候通宵不眠。罗曼?罗兰和托尔斯泰的小说，雪莱、拜伦和但丁的长诗，“是我的隐形的精神摇篮。”他神色惘然地回忆说。
1976年7月，朱大可技校毕业，被分配至上海照相机四厂担任钳工。“我是做照相馆用的相机，海鸥牌，”他用手在空中画了一个圆，“那种大的。”对于一个饱读诗书、喜欢音乐、想做钢琴家、指挥、后来又想当作曲家的少年来说，钳工无疑是枯燥乏味的。他烦做工人，“开始琢磨如何改变这种状况。”
1977年，高考恢复。这一年，朱大可21岁，这个年轻人摸不准考大学究竟意味着什么，所以“没敢考”。次年，他终于明白，只要上了大学，就有可能逃离工厂，改变工人身份。1979年9月，他考入华东师范大学，“我是新三届里面的最后一届。”高考填报志愿的时候，他的第一志愿是历史系，第二志愿才是中文系。在他看来，文学是自然天成的，完全不需要课堂教诲。“我曾经想考音乐学院，结果这个梦像泡沫一样破灭了。由于父亲的影响，我想做历史学家。”
没想到阴差阳错，他“被弄到了中文系”。说起当初为何选择华师时，朱大可告诉财经时报记者，“当时我母亲每月的退休金是70块钱，我们家的房租是25块，还剩下45块，两个人用是很拮据的。那时华师每个月有18块5的补贴，基本上能够解决我的伙食问题。”
刚进大学时，他兴奋，如鱼得水，“戴着校徽到处走动”。而且挑肥拣瘦，非常清晰地辨认哪门课重要，哪门课不重要，他觉得教科书上的资讯几乎都是垃圾。为了保持个人自由和知识获得的正确性，他一直在走读，拒绝住校，“不重要的课完全逃掉”。逃到公共图书馆，“从早看到晚上。”
现在，朱大可自己成了一名大学老师。当记者询问如果有学生逃课他会如何处理时，得到的回答是肯定的：“我从不点名，学生可以自由选择，因为我就是这样过来的。”说完后他笑了笑，补充道：“事实上，我的教室都坐满了人。我不需要靠点名来维持出勤率。”
老师希望我“戒骄戒躁”
1983年7月，朱大可从华东师大毕业，被分配至上海财经大学汉语教研室工作，讲授“大学语文”课程。由于与所学专业和研究领域不符，加上失去了大学时代的人文环境，他的心境转向压抑，“失去了方向，心灰意懒，无所事事。”此间，除了一篇《电影系统论》，他几乎中止了所有的写作，蛰伏了近两年之久。
转机出现在两年后。1985年，朱大可受邀参加在厦大举办的全国文艺批评新方法研讨会，“这改变了我的未来。”这次盛会几乎云集了中国当时最优秀和最走红的人才。而朱大可则是“无名鼠辈”。回去后不久，他的第一篇诗歌评论《焦灼的一代和城市梦》问世，并于1986年发表在著名的前卫杂志《当代文艺思潮》上。
“这篇文章完全背离了批评的一般准则，很幼稚，但有杀气，充满奇思怪想，与其说是在阐释他人作品，不如说是在自我卖弄。”对于这篇当年引起文学界普遍关注的文章，朱大可自己并不以为然。
1986年，他发表《谢晋电影模式的缺陷》，该文发表后，在海内外引起轩然大波。当时中国电影评论学会会长钟惦斐撰文指出：“朱大可的文章很有闪光处，除了作为理论的概括和勇气，更重要的是他把电影作为文化现象，表现了对整个社会和文艺的责任感。”
之后，凭借一系列文学研究和批评文章，朱大可在中国文坛声名鹊起，并且奠定了自己的先锋批评家地位。“那时候我年轻气盛啊，狂得要死。”他说，在很高规格的学术会上，也可以藐视与会者，自己随性说一通，然后当场退会，“得罪了很多人，因为根本不顾别人的感受。”
“这和我的成长环境有关。我是独生子，精神上极度渴望自由和独立，打小就自己跟自己玩，孤独惯了。”从小学到中学，他的成绩单上，评语里总有“骄傲自满”这几个字，“老师总希望我‘戒骄戒躁’。”如今，朱大可很少与人争论，他觉得“那个没意义，浪费时间而已。”他说这个的时候，还是露出了被小心藏起来的傲气。
朱大可今年50岁。“其实我40岁就知天命了。”他端起茶，嘬一口。“我是很有争议的人，有人喜欢，有人讨厌”。他低头又抬头，“其实，争议是最好的状态。没有争议才是不正常的。我为下个世纪写作，因为历史是最好的评判者。”
朱大可：“父亲去世时，病床前就我跟我母亲，亲朋好友都逃得很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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