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年的支教生涯，弹指一挥间，志愿者却留给了元谋一份厚达３０页的工作报告。“我们在元谋一中创下３个‘第一’！”同学们自豪地说。
第一个心理辅导室
作为同济大学临床医学院的本科毕业生，王旭辉想把“心理健康”这个概念，引进西部贫困山区的课堂里。
健康教育课不参加期末大考，可学生们特欢迎。王旭辉自编授课内容，在初二、初三９个班级试点开课，“破天荒”讲授青春期性教育。农村娃听得红了脸，咯咯笑着，开始科学认识自己的身体。
“可能因为偏远、闭塞，加上生活压力大，农村孩子的心理疾病比较普遍。”王旭辉曾对全校１９１３名中学生开展“心理健康调查”，发现将近一半的学生存在心理问题，比城市同龄孩子高出了１０多个百分点。
由此，王旭辉萌生了开设“心理辅导室”的念头。元谋一中虽无先例，但学校领导全力支持。他首先在学校设立了“知心信箱”，采用“学生知心卡片”建立档案，开展个人访谈和团体辅导。每周一、三、五，他坐镇“心理辅导室”接待学生，每次两小时，门口都要挂“客满”的牌子。
“我治好过一个患‘社交恐惧症’的女生。”王旭辉回忆道。第一次，小姑娘一进“心理辅导室”就哭。原来，一年前一天，女孩在教室里不雅地放了一个屁，引来哄堂大笑。自此之后，女孩心理极度紧张，时刻担心会再“犯错”。医生开了镇定剂，女孩产生了严重的药物依赖心理，仍然没有勇气，上课时从来不敢抬头看黑板。
王旭辉四处寻找相关书籍，在松弛疗法的基础上，采取系统脱敏治疗。每天两次，一次２小时，七天后，小姑娘停吃了将近一年的药。她特意跑来向王老师鞠了三个躬，居然笑了。
第一场辩论赛
“观念和文化的东西是不能改变世界的，但它可以改变人，而人是可以改变世界的。”雷景峰喜欢马尔库塞这句话。从同济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毕业的他，来到元谋探索起“教学管理改革”，教学理念是“以学生为主体”。
关注学生，首先要了解学生。雷景峰和全班每个同学建立通信联系。有四个女生把四封信投递给雷景峰：“老师，我们曾抽过烟，还曾喝过酒，交过男朋友。以前，一直认为自己是坏孩子。那坏孩子能不能变成好学生？……”雷景峰疑惑了：怎样的学生才算好学生？就看成绩吗？他想和同学们一起把这个问题搞清楚。
去年１０月，元谋一中举办了有史以来第一次辩论赛：学习成绩好坏是不是判定好学生的标准。有趣的是，成绩好的学生统统成了正方，而传统概念上的“差生”则高举反方的大旗。
４对４，场面上由“差生”组成的反方咄咄逼人：假如成绩不好的同学积极参加劳动，能说他是不好的学生吗？假如一个成绩不好的同学救落水儿童，难道他不是好学生吗？假如作弊得到了好成绩，他就是好学生吗？……
场上的交锋，同时也牵动着场下的老师在思考：用成绩来评判学生，是否合理？最终，评审委员会判定反方获胜。胜败并不是结果，但这场辩论赛在元谋，是一次教学思想的激荡。
雷景峰留给元谋一中一篇论文《教学管理改革的探索与思考》，把马尔库塞的那句话写在论文的开篇。
第一场英语晚会
娟秀的李珂是元谋一中高一某班的英语老师。带班之初，她未曾料到，这批山村的高中生，竟然连最简单的单词拼写都不过关，至于语法和发音，问题更是成堆。最令人发愁的是，大部分学生对英语产生了恐惧感和抵触心理。
面对现状，李珂不言放弃。为了纠正学生发音，她买来全套《疯狂英语》，每天早自习让同学们做２０分钟听力训练；为了营造轻松的英语学习环境，李珂经常教学生唱英语歌，与课文相结合介绍英美社会文化背景；她还在学校开设出英语角……
去年年底，李珂策划了元谋一中有史以来第一场新年晚会。从节目排演到舞台布置，包括道具，全由学生们一手操办，学校从没这么热闹过。这台全英文的晚会，让学生们切切实实地认识到，“学英语其实是一件特别快乐的事”。
李珂的“快乐英语”结出了果子：２００１年全国中学生英语能力竞赛中，班上的文晓娟同学荣获全国二等奖，而李珂自己因此获得优秀指导教师奖。
把收获装进行囊
在元谋一中采访当晚，正赶上高一某班的同学给李珂开送别晚会。一开场，就有学生哭了。文晓娟作为学生代表，握着发言稿的手阵阵发抖，对李珂说：“Ｔｈａｎｋｙｏｕｆｏｒｔｅａｃｈｉｎｇｕｓ（谢谢你教我们）！”
回程的行囊是盈满的，支教的经历是一段成长的经历。几乎每一个志愿者都会告诉你，他们的收获比付出多。
王旭辉有显见的成果。在元谋一中教务处、医务室、生物教研组的老师支持和帮助下，他在支教最后４个月时间里，一气写出了５篇论文，其中《县级中学高中生心理健康状况调查分析》、《初中生个性特征与学业关系调查分析》等篇，将被收入《中国教育教学论文集》和《云南教育》杂志。
而更多的收获来自于锤炼。这些原本一烧菜就会把锅里的油点着的城市青年，变得沉着。他们在地震发生时，首先想到疏散学生，选择最后一个离开教室。天凉了，自己穿上了毛衣，可班上的学生依然披着短褂，赤脚打着凉鞋，于是想到自己：以前对待时间和金钱的态度是不是太奢侈。
当了一年化学老师的陈金刚，懂得了责任的内涵。他曾留下班上不交作业的那几个“硬骨头”，放学后替他们每人买了一份盒饭。那次，陈金刚情绪特别激动：“你们有没有想过，你们的父母为了给你们攒学费，现在可能正在田里劳作不休！”
当晚，陈金刚自己没有吃饭，围着操场转了又转，想到了自己两鬓斑白的父母，一时间泪流满面。“支教，教学生，其实也是教自己，”陈金刚说，一个人先要尽到对父母的责任、对工作的责任，才能谈服务社会、报效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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